死後取精產子到底是啥？大開眼界

一名婦女喪偶以後想為剛剛死去的丈夫生個孩子怎麼辦？這樣一個挑動倫理和道德神經的問題究竟該如何回答？科普專家詹妮-默伯爾通過一個悲傷、感人的故事來闡述這個倫理道德上的迷惑--死亡男性的精子能不能用以及怎麼用？死後取精，這既是一個科學或醫學上的課題，其實更是一個涉及法律、倫理、道德等方面的難題。

一個悲傷、感人的故事

一天傍晚，一位男子靜靜地躺在床上等待醫生。

他已經沒有自己的時間了。

就在一個小時前，醫生接到一位婦女的電話，聽筒里傳來心碎、顫抖的請求聲，「你能幫幫我們嗎？」現在，醫生已經坐到了男子的病床前，進入了高度警醒狀態。

他用肥皂認真地清洗著雙手，然後戴上消毒手套。

他的助手已將所有已消毒工具放在手術檯面上。

室內的空氣似乎是凝固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醫生開始手術前，腦海中已經有了成熟的想法。

他小心謹慎地切開患者的皮膚，直到看到某器官的外層。

它呈現出一種乳白色、脈絡清晰，閃著微光。

醫生切開一片海綿狀的切片，並將其吸出放入一個小瓶中。

他的助手立即將其拿走保存。

醫生為患者小心地縫合著傷口。

手術室內非常靜寂，沒有任何監測儀器的嘀嘀聲，不需要為患者打點滴，更不需要監測患者的生命徵兆，患者也沒有接受任何止痛措施，因為他其實已經死亡。

事實上，他處於死亡狀態已經長達30多個小時了。

但是，他身體的某些「物質」還存活著，即醫生從他體內提取的物質。

這是一種液體，一種可以再造生命的液體。

這種物質不是財產，但又極其珍貴，我們至今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它。

它就是這位死亡男子的「精液」。

安娜和麥可-克拉克已經結婚一年了。

現年25歲的麥可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位軍士，他18歲時加入海軍陸戰隊，並已服役七年了。

這一次，他接到命令即將赴海外執行任務。

這對夫婦決定在麥可出發前一起外出旅行。

然而，就在這次旅行途中，他們遭遇了重大事故。

安娜倖存了下來，但麥可再也沒有睜開眼。

在醫院裡，紗布還沒有拆下的安娜痛不欲生，既是為了她丈夫的離去，也是為了他們將來的孩子。

大約就在一兩周前，他們還在商量要在麥可返回軍營前懷上自己的孩子。

看到安娜因為失去丈夫以及未能為丈夫生個孩子而悲痛欲絕的樣子，她的朋友建議她可以提取剛剛去世的麥可的精液。

安娜介紹說，「我上網查找精子庫的電話並打了過去。

打了無數次電話，終於有一位醫生願意為已經死亡的病人提取精液。

」

安娜表示，媒體上許多文章介紹說，有一些婦女希望在配偶死後為對方懷上孩子。

雖然現實中很少有人真正地去實現，但這讓安娜看到了希望。

「這給我一種希望，我感覺他並沒有永遠離開我。

我希望他有一些東西仍然活著。

」

死後取精產子成功案例

在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洛杉磯泌尿科醫生卡皮-羅思曼實施了首例死亡後精液提取手術。

在此之前，羅思曼已經為在世的不育患者提取過精液。

因此，他對男性生殖器官解剖結構有深入研究，並在精液提取和保存方面經驗豐富。

他也有興趣為患有生殖問題的男性提供幫助。

一次，當地一位政治人物的兒子因車禍而腦死亡。

羅思曼接到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位著名神經外科專家的求助電話。

「這位政治人物希望保存兒子的精液，你能做到嗎？」羅思曼提出了三種方案。

第一，注射藥物讓死者身體抽搐，助其射精；第二，移除患者的生殖器官並從中提取精液；第三，手動刺激射精。

最終，對方選擇了第二種方案。

然而，直到1999年，首例從死者身上提取精液並成功受孕生子的案例才得以實現。

這就是著名的加比-維爾諾夫遺產案。

加比-維爾諾夫在羅思曼的幫助下提取了死亡30個小時後的丈夫的精液，並成功產下一名女嬰布蘭達林。

如今，羅思曼是加利福尼亞冷庫的聯合創始人和醫務負責人，而加利福尼亞冷庫則是美國最大的精子庫。

他估計，已經有接近200例死後取精手術。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死後取精案例很少。

但是從2000年到2014年，他們已經提取了130例，平均每年將近9例。

羅思曼的冷庫並非唯一一家提供死後取精服務的機構。

雖然統計數據表明，近期實施的案例不多，但美國生殖中心在1997年和2002年的調查顯示，死後取精的需求越來越多。

人死亡後，人體所有器官並非都是立即死亡。

此前，有科學研究認為，醫生可在患者死亡後24小到36小時內提取並冷凍死者的精液。

但是，臨床案例表明，在合適的條件下，有活力的精子存活時間遠超這個期限。

羅思曼介紹說，一位皮艇運動員因事故死於冰冷的水中，他的精子在其死亡整整兩天後仍然保持良好的狀態。

2015年4月，澳大利亞醫生曾經宣稱，一位已死亡48小時的父親，他的精液被提取後並讓其與卵子結合，最終產下了一個「幸福、快樂的寶貝」。

這樣的精子不需要完美或充滿活力，只需要還在存活。

活力不強的精子同樣可以受孕，只需要一個精子與卵子結合。

前提是必須有人提取它。

有許多方式可以提取精液，包括用針管提取。

顧名思義，這種方法其實就是用針管刺入睪丸中，並抽取一些精液。

第二種方法就是通過手術提取睪丸或附睪組織。

因為附睪是精子成熟的地方，因此這一組織是一個最流行的提取目標。

醫生會通過手術移除附睪，並從組織中分離出精液。

還有一種方法叫直腸電刺激取精法。

醫生將一個手術探測器插入到男性的肛門中，直到探測器接近攝護腺附近。

電震動會導致肌肉收縮，並刺激精液通過正常通道噴射出來。

法律困惑

現在，我們只知道該如何從死者體內提取精液。

但是，究竟哪些人可以實施這種手術，哪些人可以接受這種手術，沒有任何規定和保證。

聖地亞哥男性生殖與性醫學中心創始人馬丁-巴斯圖巴就是為麥可-克拉克實施取精手術的醫生。

巴斯圖巴表示，「沒有任何專門的規定。

」美國的法律本身有時就存在一些衝突。

比如，美國有關於組織和器官捐獻的法律，但它們可能並不適用像精液這種被歸類為可再生的組織。

如果一位男性沒有事先聲明，比如登記成為一名器官捐獻者，那麼他的親屬可以決定何時停止使用生命維持設備、是否捐獻器官、如何處置他的器官以及如何安排他的葬禮。

但是，他的精液通常被不同處理，因為精液很特殊。

近期，一些法庭裁定給予精液比血液、骨髓或器官更高的法律地位。

那些組織和器官也許可以用來挽救生命，但是精液或卵子卻更進一步，它們可以再造生命。

2013年，美國生殖醫學會曾經認為，「在沒有書面授權的情況下，有理由認為醫生沒有義務聽從死者遺孀的關於提取精液或使用被提取的精液的任一請求。

」當然，也有人持不同觀點。

2006年，一位法官在解釋器官捐獻政策時表示，一名男性死後，如果他事先沒有明確拒絕捐贈，他包括精液在內的器官可以由其父母捐贈。

由於我們現在仍然對精液這一特殊物質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關於死後取精的政策，不同的醫院有不同的認識，具體做法也不盡相同，很多醫院根本就沒有相關規定。

美國生殖醫學會的原則是，死後取精的請求必須且只能得到死者遺孀或生活伴侶授權，且使用的前提必須是之前發生過悲傷的故事。

同時，美國生殖醫學會指出，各醫療機構沒有義務實施這種手術。

如果醫生或醫院對實施這種手術感覺不舒服，他們可以將遺體交給其他人實施。

巴斯圖巴曾經在醫院急救中心、在太平間、在醫學檢驗室，甚至在家庭葬禮上實施過這種手術。

全球性困惑

其它國家的相關政策如何呢？有些國家有相關法律，有的沒有；有些國家是允可的，有的則是禁止的。

在國際上，這也算是一個全球性困惑。

法國、德國、瑞典和加拿大等國家明確禁止死後取精。

在英國，死後取精也是禁止的，除非當事人事先書面授權。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丹尼-布拉德讓這一話題成為公眾的焦點。

布拉德與丈夫史蒂芬已經建立家庭並準備生子，但史蒂芬因腦膜炎突然離世。

最初，法庭否決了布拉德關於使用史蒂芬精子懷孕的請求，並聲稱這種精液採集是非法的。

但是，布拉德在上訴後得到了將丈夫精液送到英國之外的權利，因此她在一個法律更寬鬆的國家接受了人工授精手術。

最終，布拉備利用丈夫的精子生下了兩個男孩。

最近，貝絲-沃倫也在英國取得了法律訴訟的勝利，她的丈夫死後精子仍然得以保存，不會與遺體一起死亡。

她的丈夫因為腦癌死亡，在開始治療癌症之前他就已經將精子冷藏到精子庫中。

相關規定要求，在沒有新的同意授權情況下，精子不得存儲超過10年。

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一名婦女在丈夫意外死亡後，要求提取並冷凍其丈夫精子，這一要求被拒絕。

後來她才得知，她的丈夫在學生時代就已捐獻精子。

在以色列，死亡男性不必要留下書面文件，他的遺孀只需要聲明她相信他同意這樣做就可以。

政府甚至還會為當事人提供資金幫助，國家健康保險可以為試管受精各個環節支付費用。

以色列相對寬鬆的政策也引起了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現象。

比如，一位軍人在訓練中不幸去世，他的父母獲得了生孫子的權利。

但是，矛盾來了。

他們請求使用兒子的精子生個孫子，但兒媳婦不願意在丈夫死後再要孩子，並拒絕了公公婆婆的要求。

那麼醫生及法官該如何權衡死後取精的請求呢？生物倫理學家伊莉莎白認為，「與大多數生殖倫理與醫學方面的問題一樣，你最大的關切應該是患者的意願。

在死後取精這事上，因為患者已經死亡，這就讓事情變得更加微妙，你還要考慮未來孩子的幸福。

許多時候，你要猜測死者的意願。

」只要死者意願明確，他的權利往往取代在世者的權利。

在世的男性被問到自己的精子將來如何處置時，在眾多的答案中，一個主要去向是精子庫。

2012年，一個研究團隊公開了一組數據。

在大約360名被診斷患有癌症但又在精子庫中冷藏了精子的患者中，有85%的人同意死後使用自己的精子。

2014年，在美國一項電話調查中，研究人員向受訪者提問，他們是否同意自己的配偶在自己死後使用自己的精子懷孕生孩子。

18到44歲的男性受訪者中，有70%的人表示同意。

倫理問題與影響

在過去四十年中，人們對死後取精問題的看法似乎也在不斷變化。

1998年，《英國醫學雜誌》一篇文章討論了精液提取的倫理問題並認為，「醫生其實並不願意使用死亡男性的精子來滿足女性的願意，醫生必須有勇氣對侵犯腦死亡患者的遺體說不。

」但是，到了2008年，美國一項調查發現，「普遍的觀點是贊同死後取精的做法。

」2015年，澳大利亞倫理學家發表評論，支持使用死亡男性身上這一物質的做法。

不過，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生的孩子，許多人又持不同觀點。

一些人認為，應該禁止死後捐精的做法，因為這可能會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他們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的親生父親是誰。

丹尼-布拉德認為，「我難以理解的是，讓我受孕的精子如果來自一位匿名捐獻者，他甚至可能已經死了，但肯定不是我自己的丈夫。

」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倫理委員會委員、臨床心理學家朱莉安娜-茲韋費爾認為，「成人決定將一個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並沒有考慮到可能會給孩子帶來的影響。

」茲韋費爾擔心這可能會給孩子帶來心理負擔。

「許多孩子可能會覺得自己被一些人拿來當成對一位死者的紀念物。

」當然，現在還很少有相關研究成果來證明死後取精生子對所生孩子產生的心理影響。

2015年，一項研究發現，四位出生於「死後取精」手術的孩子表現出健康的心理和身體狀況以及良好的成長前景。

不過，在實際調查中發現，大多數死者親屬並不願意使用死者的精子。

巴斯圖巴提取麥可的精液至今已有兩年時間。

安娜的想法是否會產生變化呢？她是否還在想為麥可生個孩子呢？安娜表示，「當然想。

我和他不能沒有孩子。

」可能很少有人會問安娜，她是否考慮到購買一個匿名捐精者的精子所引起的倫理問題。

「我不想與其他任何人生孩子。

我只想生一個自己丈夫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