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振南／馬來西亞的民主化失敗了嗎？ - 當代評論

國家經濟差，人民生活不好，國會議員和政治人物每天都在算議席多寡，看看能不能鞏固政權或籌組新政府，所以國盟、希盟、國陣，全都一樣爛！」 許多社運圈 ... Skiptocontent Postedon 2021-04-102021-04-12 （來源：AsiaNewsday／BERNAMA） 追求民主化是長期的歷程，經常會出現政權更替，即使民主制度悠久的國家，也會因為經常性的政黨輪替，必須面對隨之而來的反民主或再威權化的可能性。

只有認識到這點，我們才能從沮喪情緒中走出，為鞏固民主，為即將到來的全國大選，再次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用選票去告訴政治人物，國人追求民主的決心，至今不變！ 【文／吳振南】 近期對時局不滿，對當前政局感到心灰意冷的人越來越多，也對即將到來的全國大選顯得意興闌珊，興趣缺缺！為什麼呢？他們很輕蔑地說：「搞政治的都一樣，全是政客！講一套，做一套，所以有什麼先聽聽再說。

」 另一個朋友附和：「你看他們只會講什麼改變、關懷，Covid19下的防疫還不是一塌糊塗。

國家經濟差，人民生活不好，國會議員和政治人物每天都在算議席多寡，看看能不能鞏固政權或籌組新政府，所以國盟、希盟、國陣，全都一樣爛！」 許多社運圈的朋友如今也承認，即使2018年5月9日的第十四屆大選成功換政府，不代表真的可以換掉過去數十年來盤根錯節的種族政治。

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以馬哈迪為首的希盟政權，不能說是代表傾向民主化的政權，他們直白指出，過去公正黨、行動黨跟老馬的結盟，就是為奪權，而非改革；更遑論這個政權帶來——國民聯盟利用「喜來登政變」籌組後門政府——這樣一個利用制度方便之門，繞過選舉程序徹頭徹尾的奪權。

以上這類沮喪情緒，筆者可以理解但無法認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相較於政客爭權奪利，我們常將民主化和「換政府」連在一起看待，這些經由政黨選舉策略連結起來的想望，也帶來了某些錯誤的期待。

錯誤期待導致期望落差 要回答「馬來西亞的民主化是否失敗了？」時，我們得對政黨輪替（rotation）、政權更替（regimechange）這兩個常見的學術名詞、相近但又不太相似的概念多做說明，才能更好地解讀2020年後的政治變局。

（來源：MalaysiaGazette／AfiqRazali） 就政黨輪替來說，選民只需行使投票權利時，大多數人選擇「Ubah」，就能實現政黨輪替，換言之，換政府這件事，大多數時候，操之在選民手中，除非政客利用代議制度規則，將人民的授權作出可能違背選區選民意向的決定（如喜來登政變）時，土團黨和公正黨的阿茲敏（MohamedAzminAli，上圖）派系脫離希盟、另組政府，則屬這類。

更重要的是，政黨輪替只與有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及其制度設計有關，卻與換政府後，新政權的施政措施是否更進步、開放自由無關！例如選民也可選出一個相對重視傳統價值的政黨或聯盟來執政，一旦上台後，施政方向調整成種族政治也無不可。

換言之，即使換政府後，不代表必然帶來符合特定要求的轉變。

政黨輪替是屬於政治制度範疇的概念，表示國家的政權更迭，可以由人民用選票來決定，而非通過暴力手段（如內戰）來實現，所以我們應以一種在價值上中立的視角來理解它。

也有人把選舉看成一種無煙哨的民主內戰，但這只是形象的比擬，並不是說真的發生真槍實彈的內戰。

就是因為民主選舉蘊含著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必須說明政權更替的概念：當選舉有了結果後，如果出現原有執政者，必須交付政權給接續新繼任者的局面，就會出現政權歸屬更替的時期。

政權更替面臨重大考驗 一般來說，新政府依法定時間組成新政權、宣示就任後，政權更替期理論上就結束了。

以美國包圍國會事件時，輿論擔心若處理不好，國會無法確認總統選舉結果，政權更替將出現危機，無法順利過渡給新總統拜登（JoeBiden）。

當然，就美國這次政權更替來說，危機稍縱即逝，過程實是有驚無險。

不過，政權更替有時並不見得與新政府組成的法定時間相關，若涉及到從原有的威權政權啟動民主轉型時，政權更替所涉時間就會更長。

（來源：Liputan6.com） 以蘇哈多倒台後的印尼經驗來說，哈比比（BacharuddinJusufHabibie，上圖左）在任總統的一年半左右，多被政治觀察家視為政權更替的民主過渡時期。

哈比比雖然經過國會議員投票的民主程序當選總統，但當時的政治制度以及國會組成，仍帶有威權時期的印記，不足以反映普遍且真實的民意，所以哈比比政權只能算是民主過渡政權，並非民選政府。

這樣定義下的政權更替時期，應當有多長時期，就沒有一定的規則了。

如緬甸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LeagueforDemocracy）透過贏得2015年普選，執政到2020年10月大選，爾後繼續贏得選舉，這段期間看似比哈比比長得多，但因在政治制度上，緬甸軍政府不僅掌握修憲主動權，同時牢牢控制國防與安全部門，顯示緬甸仍屬有限制的民主制，將這一時期視為軍政府嘗試還政於民的政權更替時期也並不為過；今年的軍事政變清楚顯示出，緬甸政權更替過程並不順利，民主化歷程才會戛然而止走回頭路。

唯有政權更替過程順利過渡後，制度變革走向更開放、更能彰顯公民意志的民主選舉制度時，我們才可以說它處於政治改革的民主轉型期。

換言之，若以為僅靠公民手中一票換政府就能帶來民主轉型，其實是過度樂觀的期待。

不過從政治史可發現，一國即使進入民主轉型期，並不保證定能將民主化歷程進行到底。

實際上，在民主制度還無法完全實現的狀態下，經常出現反民主化／再威權化的逆流，這種情況在南美、東歐、中東、亞洲等新興民主國家並不罕見。

最為人熟的莫過於東歐在1989年後開啟的民主轉型，保加利亞、德國（東德）、捷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國都克服了政權更替的危機，順利從有限制選舉的共產制度過渡到普選制，即使各國在經濟上從國家主導轉向市場的過程中，由於「震盪療法」（ShockTherapy）造成嚴重社會分配不均，也不曾動搖其民主轉型歷程。

民粹逆流衝擊民主鞏固 反而進入2010年，東歐國家的經濟逐漸成長、人民收入增加後，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再度引發社會分配不均問題，民粹主義興起與右派政黨的掌權，讓東歐的民主法治倒退，其中又以匈牙利奧班（OrbánViktor）領導的青民盟（Fidesz）施政最令人印象深刻，政治介入司法改造法院，限制新聞自由、反移民、反自由主義，種種作為令人咋舌！ （來源：WallStreetJournal／GettyImages） 實際上，不只新興民主國家如此，連成熟民主國家（即符合杭廷頓SamuelPhillipsHuntington二次政黨輪替的條件，民主制度已鞏固的國家）都可能面臨體制再威權化的威脅。

如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在蘇聯解體後，其謳歌民主制度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樂觀斷言，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政治制度最後的樣式。

遺憾的是，多年以後（2014年開始），他察覺到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崛起後的艱鉅挑戰，極可能瓦解成熟民主國家原有的政治制度，令民粹至上的逆流湧現。

我們會對2018年以來的民主歷程心灰意冷，是因為對無論政黨輪替或民主轉型，都賦予了一種過度樂觀的價值期待，認為這些「進步」的政治觀念，在道德上或價值上是「對的」，以為民主化只能是一旦作出選擇後，像車子開往高速公路一樣，永不回頭只能直往前衝。

事實上是這種用選舉方式在政治上啟動的民主轉型改革，不同於激烈的制度變革，把過去的制度一刀切除。

透過選舉的民主改革，是一種嘗試在原有威權制度基礎上修正、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改良革新方案。

威權遺緒影響民主轉型 剝除了樂觀的價值，在比較中立的視角下來審視馬來西亞的民主化，便會看到，喜來登變局其實是政權更替時期的危機，那是因為過去的威權制度影響仍在，以至於政權移轉，經常因政黨板塊變動再現危機，有時湧動反民主化，如以疫情為由宣布緊急狀態。

（來源：TheNewYorkTimes／MananVatsyayana／AgenceFrance-Presse／GettyImages） 無論如何，這並不代表首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化已經失敗了。

正如筆者過去撰文反對用投廢票來拒絕馬哈迪加入希盟時所舉的例子一樣，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大胖子在短時間內突然暴瘦二十公斤，因為那是不切實際的，當然也不能因為他不會在短時間內暴瘦，就放棄減肥，對不對？ 追求民主化是長期的歷程，經常會出現政權更替，即使民主制度悠久的國家，也會因為經常性的政黨輪替，必須面對隨之而來的反民主或再威權化的可能性。

只有認識到這點，我們才能從沮喪情緒中走出，為鞏固民主，為即將到來的全國大選，再次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用選票去告訴政治人物，國人追求民主的決心，至今不變！ 吳振南 旅居臺灣的馬來西亞人，前報業從業員，目前是專職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與兼職文化玩童。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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