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的「試管嬰兒」：從爭議中走來，在爭議中走下去

1978年7月25日

晚上八點鐘，奧爾德姆總醫院的側門，一個身影閃過[1]。

幾小時後的11點47分，一聲啼哭打破了世界的寧靜[2]。

伴隨著這一聲啼哭，全世界第一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Louise Brown）誕生了！

路易絲馬上就滿40周歲了，而她所代表的「試管嬰兒」，更準確的說，是體外受精技術（in vitro fertilisation，IVF）也進入了「不惑之年」。

據估計，自1978年以來，藉助IVF及其他先進生育治療技術誕生的嬰兒超過了800萬[3]。

毫無疑問，IVF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

但也引來了不盡的爭議。

而這背後，又是一群人的付出與堅持……

來自工薪階層的科學家

路易絲的誕生，離不開一位叫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 Edwards）的科學家。

1925年，愛德華茲出生在英國約克郡的一座小鎮，父親是一位鐵路養護工人，母親是一位機械師。

18歲那年，愛德華茲因二戰而應徵入伍，中斷了學業。

服役期間的 Robert Edwards，也是帥帥的

直到1948年，23歲的愛德華茲退伍，才進入了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學習農業科學[4]。

經過兩年的學習，愛德華茲深刻覺得學校里開設的課程根本就不是「科學」。

索性，在第三年，他學習了一年的動物學，這門課程倒是讓愛德華茲很高興，畢竟有所收穫。

然而，這也只能讓他勉勉強強通過了考試，卻沒有辦法讓他拿到學位證。

就在愛德華茲垂頭喪氣之時，他偶然得知愛丁堡大學的一位教授正在招募動物遺傳學研究生。

也許是一時衝動，他申請了愛丁堡大學的研究生。

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被錄取了！

真是喜從天降！

不過，愛德華茲沒有興奮太久，他馬上就當起了工人：收乾草、扛麵粉、搬香蕉，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掙學費！

1951年，愛德華茲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

在這裡，他開始了自己的科研事業，也遇到了自己的愛情。

在一節統計課上，愛德華茲遇到了露絲•福勒（Ruth Fowler）。

一開始他有點不知所措，甚至還被露絲顯赫的家世嚇到了：露絲的外公是核物理學之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盧瑟福（你沒有看錯，真的是一個物理學家拿了化學獎），而她的父親是劍橋大學的數學物理學教授[4]。

在實驗室工作的 Ruth Fowler

但即使兩人身份懸殊，露絲還是在1954年嫁給了愛德華茲。

事實證明，露絲的選擇沒有錯，她的丈夫後來也成為了諾獎得主！

除了妻子這個身份之外，露絲還是愛德華茲科研事業上的忠實夥伴。

他們一起探索出來了增加小鼠排卵數量的方法，即採用外源激素誘導成年雌性小鼠排卵[5]。

這一發現，打破了人們一直以為的超數排卵是不可能的陳舊觀念。

此外，愛德華茲還同一位美國博士後合作，採用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處理成年雌鼠，詳細描述了卵細胞成熟及排卵的具體時間[6]。

這也給試管嬰兒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在精子研究方面，愛德華茲同阿根廷博士後合作，研究了精子發生（即精細胞變形成為小蝌蚪的過程）的動力學和精子在胚胎早期發育中的作用。

他們還檢測了X-射線、紫外線、化學誘變劑等環境因素對精子受精能力的影響。

此外，他們還觀察到了雌核發育現象（即精子雖然進入並激活了卵細胞，但其染色體卻很快消失，胚胎髮育僅受母體遺傳的控制）。

總之，兩人的合作非常成功。

在1954-1959年間，兩人共發表了14篇論文，其中有4篇論文刊登在了《自然》上[7]。

阿根廷博後 Julio Sirlin 與 Edwards 在實驗室

在愛丁堡大學讀完了碩士博士之後，愛德華茲又去加州理工學院做了一年博士後。

1963年，38歲的愛德華茲終於輾轉到了劍橋大學，成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生理學研究員。

在劍橋大學工作了5年之後，愛德華茲才招錄了一名得力的研究助理，瓊•珀迪（Jean Purdy）。

珀迪不僅年輕能幹，還有一點非常吸引愛德華茲：她擁有護理資格，這將會給他以後進行臨床研究帶來極大的幫助[4]。

Jean Purdy 在實驗室

隨著愛德華茲所在實驗室條件的改善，他的團隊慢慢壯大起來。

這裡匯集了生殖科學不同領域的人才，愛德華茲也鼓勵團隊成員開放地交流、平等地相處，共享資源、設備、知識和想法，而這種活躍的學術氛圍也極大地推動了愛德華茲的研究進展[4]。

在劍橋的這段時間裡，愛德華茲開始關注卵細胞體外成熟的研究。

在研究了小鼠、豬、牛、羊、獼猴甚至是人的卵細胞[8]之後，他發現所有這些物種的卵細胞都可以在體外成熟，體型大的物種卵細胞成熟時間要更長一些。

比如人的卵細胞體外成熟需要36小時而不是之前報導的12小時[4]。

此外，愛德華茲還成功地鑑別了囊胚期的兔胚胎性別，並通過手術將性別已知的胚胎移植到了雌兔體內[9]，這在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GD）技術的發展史上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故事講到這裡，仿佛體外受精技術已經準備就緒了。

但是，此時的愛德華茲卻遇到了兩大難題：一個是怎麼獲得持續穩定的人卵巢（卵細胞）來源——畢竟他不是醫生；另一個是怎麼讓精子獲能（精子離開精液在女性體內經歷一系列變化，從而獲得真正的受精能力的過程）[4]。

而這兩大難題，在愛德華茲遇到一位勇敢的婦科醫生之後就迎刃而解了。

一位勇敢的婦科醫生

這位勇敢的婦科醫生叫派屈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

他比愛德華茲大12歲，於1913年出生在牛津，家境要比愛德華茲好一些，父親是教會的風琴師，母親是福利診所的工作人員[10]。

Patrick Steptoe

同樣被捲入二戰的斯特普托，比愛德華茲還要慘一些，曾經在義大利被捕做了兩年戰俘[10]。

二戰結束後，斯特普托接受了婦產科培訓，並在1951年成為了奧爾德姆總醫院的婦科醫生。

20世紀50年代後期，斯特普托去法國學習了腹腔鏡技術。

回國之後，他把腹腔鏡用到了婦科檢查和女性絕育手術中，並且開始在英國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他的研究成果。

然而，絕大多數英國婦科醫生對腹腔鏡持懷疑態度，還有人直接反對採用腹腔鏡[11]。

不過，當愛德華茲在劍橋大學的圖書館裡讀到斯特普托的論文[12]時，他簡直是喜出望外：腹腔鏡檢查完全可以當成精子獲能的途徑啊！利用腹腔鏡從輸卵管中沖洗出少量的分泌物，讓精子與這些分泌物接觸就可以讓精子獲能了。

興奮的愛德華茲立即撥通了斯特普托的電話，詢問這種想法有沒有可行性。

斯特普托告訴他是可以的[1]。

於是，一個搞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和一個搞臨床研究的醫生，就這麼愉快地合作起來了！

1969年，愛德華茲等人在《自然》上發表的文章[13]立即引起了轟動。

原因是他們第一次證明了人的卵細胞是可以在體外完成受精的！

這次的成功除了有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的貢獻之外，還有劍橋的研究生Barry Bavister的功勞。

因為Bavister發現提高培養液的pH值，可以提高體外受精率[14]。

儘管，愛德華茲在論文中表示，這只是在實驗室里證明了體外受精的可行性，真正用到臨床上還有很長的的路要走。

但是，媒體朋友們還是沒有放過這個製造大新聞的機會：「人類的定時炸彈」「試管嬰兒工廠」「身體外的生命」等等的新聞標題鋪天蓋地 [15]。

甚至，就連利物浦的大主教也開始譴責兩人的研究是「道德錯誤」[1]！

這無疑把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在此後的許多年裡，他們不得不在研究之外的時間裡頻繁地跟媒體接觸，向大眾解釋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在解決女性不孕方面的應用前景和研究進展。

20世紀70年代初期，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合作，給不孕症女性施加溫和的激素刺激後，採用腹腔鏡從卵泡中取出了成熟的卵細胞[16]，之後，又將這些卵細胞在體外進行受精，觀察到這些受精卵發育到8細胞以及16細胞期[17]。

此外，他們還詳細介紹了體外受精的胚胎髮育到囊胚期的具體細節[18]。

受精卵的各個發育時期

帶著上述成果，兩人就信心滿滿地跑去跟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MRC）申請臨床研究資金了。

然而，他們卻碰了一鼻子灰！

因為，MRC考慮到倫理和安全性問題，認為在人身上開展試驗之前，至少得在其他靈長類動物試驗過了才行；此外，他們還對腹腔鏡的使用持保留意見[15]。

總之，就是不給錢！

無奈之下，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只好尋求私人基金的支持，靠著這些私人基金，他們的研究才得以繼續開展[4]。

而研究的主要陣地也從劍橋搬到了奧爾德姆。

愛德華茲在奧爾德姆以北大約2英里的克肖醫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體外受精實驗室。

而這個實驗室只有8平米大小，還沒有窗戶，只能容得下兩個人工作，一個是愛德華茲，另一個是他的助手，瓊•珀迪（Jean Purdy）[19]。

Jean Purdy 與 Edwards 在實驗室

資金的匱乏、實驗條件的簡陋、輿論的壓力，都沒有動搖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想要解決不孕症問題的決心。

一些不孕症女性給斯特普托的來信也成為了二人前進的動力：她們迫切地希望得到醫治。

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二人的窘境，伴隨著一對夫婦的到來，終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平凡的布朗一家

1976年，一對姓氏為布朗的夫婦來到了奧爾德姆醫院，他們為了要一個寶寶已經足足準備了9年，但一直未果[20]。

於是，帶著些許忐忑和希望，他們決定求助斯特普托醫生，試一試被媒體大肆宣傳的體外受精技術。

1977年2月，經過腹腔鏡檢測，斯特普托醫生髮現，布朗太太的輸卵管嚴重扭曲導致輸卵管堵塞，還與卵巢發生了粘連[20]。

1977年8月，斯特普托醫生藉助腹腔鏡，給布朗太太的輸卵管和卵巢做了取卵前的調整[20]。

11月10日，經過腹腔鏡取卵、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後，一個新生命在布朗太太體內開始慢慢生長起來了[20]！

John Brown 和 Lesley Brown

然而，這個新生命註定不會那麼順順利利地來到人間。

媒體在得知布朗太太懷孕的消息之後，就開始了鋪天蓋地地報導。

他們採用遠距離攝像機和記錄儀日夜守在醫院周圍，嚴密監視著醫院的一舉一動，甚至還有人拿錢從醫院工作人員那裡買小道消息[1]。

一時間，奧爾德姆醫院成為了英國人茶餘飯後的談資。

轉眼到了1978年的7月份，圍繞布朗太太生產的氣氛更加緊張。

有一天，醫院突然接到一通匿名電話，說產房裡有炸彈。

於是，醫院迅速通知特警撤離了相關人員。

好在經過調查後，這不過是虛驚一場[21]。

不過，這也給了醫院一個警示：布朗太太分娩日期拖得越久，就可能越危險!

於是，在7月25日，斯特普托決定讓布朗太太提前分娩[21]。

那天下午，斯特普托醫生像往常一樣從醫院下班回家，但是又在晚上8點鐘，悄悄地從醫院的側門回到了產房[1]。

終於，在1978年7月25日深夜，經過剖腹產，路易斯出生了。

路易斯出生時體重2.7kg，身體健康[20]。

幸福的布朗一家

這個小姑娘誕生之後，媒體的態度就變得跟幾年前不一樣了。

儘管也有媒體在討論道德和倫理問題，但大部分的報導是在讚頌，稱路易斯·布朗是「世紀寶貝」，讚揚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取得了偉大的勝利[4]。

但是，天主教還是持反對的態度，即便教皇發表講話認為不能譴責這個孩子，但他仍然不同意布朗夫婦的做法。

在路易斯出生之後，布朗太太收到了很多威脅信件和包裹，她還曾收到過裝有紅色染料的試管，上邊寫著「我們會來找你的！」

總之，路易斯的到來給他們帶來喜悅的同時，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某些不安的因素。

幼時的路易斯

不過，這好像並沒有阻止這對夫婦再次造人的腳步。

四年之後，他們又通過體外受精技術有了第二個女兒，納塔莉·布朗（Natalie Brown）[22]。

有趣的是，妹妹娜塔莉17歲就成為了媽媽，她的女兒是通過自然受孕出生的。

2006年12月，28歲的路易斯才生了她的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兒，也是通過自然受孕出生的。

布朗姐妹倆

從這姐妹倆目前的狀況來看，「試管嬰兒」跟自然生育的孩子沒有什麼區別。

布朗一家的故事就先講到這裡，我們再接著看看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以及那個為路易斯出生而默默付出的研究助理兼女護士，瓊•珀迪（Jean Purdy）。

那個默默付出的女護士

路易斯出生以後，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的研究經費也變得充裕起來，MRC的態度也來了一個180°大轉彎，開始支持他們的研究，並成為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15]。

1978年，65歲的斯特普托醫生到了退休年齡，按照規定，奧爾德姆醫院不再允許他開展治療了。

所以，愛德華茲和斯特普托急需一個私人診所，以便繼續開展工作。

這個時候，在上文中提到多次的研究助理瓊•珀迪（Jean Purdy）就成為了主角。

因為，愛德華茲忙於編寫一本1000頁的教材[19]，而斯特普托年紀大了離劍橋也比較遠。

所以，給私人診所選址的工作就交給了珀迪。

拉小提琴的 Jean Purdy，真美！！！

經過一番努力後，珀迪在劍橋附近找到了一座莊園，而這後來就成為了赫赫有名的輔助生殖中心，伯恩霍爾診所（Bourn Hall Clinic），這裡曾匯集了全世界各地的生殖專家，他們在此交流學習[19]。

實際上，從1968年，珀迪成為愛德華茲的研究助理後，就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在1970到1985年間，愛德華茲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有26篇都提到了珀迪的工作，包括在上文中提到的兩篇發表在《自然》上的研究論文[17,18]。

愛德華茲在他的自傳[23]中寫道：「不再只是斯特普托和我了，我們成了三人組……珀迪極為有耐心，沒有她，我們的工作完不成。

」

Steptoe，Purdy，Edwards 與 Louise Brown

珀迪除了在實驗室培養細胞、觀察胚胎之外，還在醫院給患者提供諮詢服務，可以說，她也給第一個「試管嬰兒」的誕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然而，39歲的珀迪最終因為黑色素瘤在1985年就不幸去世了[19]。

儘管愛德華茲在多個場合下都不斷提及珀迪，但是人們似乎遺忘了這個美麗的女子曾經的貢獻……

好在，路易斯還記著她。

路易斯（右）在Purdy的墓前獻花

1988年，75歲的斯特普托醫生去世了。

愛德華茲，則一直活到了2013年。

2010年，85歲的羅伯特·愛德華茲終於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4]，估計，如果斯特普托醫生能多活十幾年的話，也能跟愛德華茲一起拿諾貝爾獎。

2010年， Ruth Edwards 替自己的丈夫領獎

在首個「試管嬰兒」誕生30多年之後，卡羅琳學院才把諾獎頒給了愛德華茲，主要的原因還是體外受精技術的倫理道德爭議[25]。

直到愛德華茲獲得諾貝爾獎，天主教還是反對體外受精技術，認為這並沒有解決不孕症，只是繞過了它 [25]。

體外受精技術走過40年，不再像當初那樣複雜而又充滿不確定性，而是在不斷地被改進和完善。

當年，斯特普托醫生是在自然的排卵周期中，靠著不斷地監測某些臨床指標才獲得了卵細胞，操作起來十分複雜。

現在，一系列的激素被用到了臨床中，醫生們可以更加方便地獲取卵細胞了。

胚胎的凍存也被用到了臨床上。

至於採用冷凍胚胎移植和新鮮胚胎移植哪一個會更好，2018年年初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刊登的兩篇論文給出的答案是：在排卵正常的不孕症女性[26]或在沒有多囊卵巢綜合徵的不孕女性[27]中，兩種胚胎移植方式在妊娠率和活產率方面效果是差不多的。

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ICSI）的應用[28]，給那些精子數量少或精子質量差的不孕男性提供了當爸爸的機會。

此外，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GD）和植入前遺傳學篩查（PGS）也讓醫生們能選擇健康的胚胎進行移植，這對避免失敗的妊娠和新生兒某些遺傳病的發生來說都是尤為重要的[29]。

當然，體外受精所引發的倫理爭議，從誕生之日起就從未停止過。

怎樣平衡技術帶來的便利和引發的恐慌，這始終是人類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