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法治思想要覽- 法律簡單講the Law of Ring - udn部落格

韓非子主張術為君主馭下之良方，換言之即領導統禦之技術，用以貫徹法令，防止謀變，確保君主權勢，其法有三曰質、曰領、曰固（八經），君主要能用七術、察 ... Contents... udn網路城邦 法律簡單講theLawofRing　（到舊版） 文章相簿訪客簿 韓非子法治思想要覽 2014/08/0416:13 瀏覽11,641 迴響0 推薦3 引用0 韓非子法治思想要覽   韓非子生於西元前280年，歿於西元前233年，為戰國時期韓國公子，素喜刑名法律之學，為人口吃，不善論述，與李斯同為荀子學生，因見韓國國勢漸弱，數次上書韓王諫勸變法圖強，未為韓王所采，遂發憤著書立說十多萬言，傳至秦國，秦王嬴政見其書大為讚賞，迨西元前234年秦攻打韓國，韓王遣其出使秦國被扣留，惜未受秦王信任，遭李斯、姚賈讒言被捕入獄，後為李斯毒殺所害，但其法術勢並用之理論，為秦始皇所吸收運用，加上李斯之實踐作為，成為法家獨尊之局面j。

韓非子著作洋洋灑灑，著有：定法篇、顯學篇、有度篇、問辯篇、外儲說右上、外儲說右下、心度篇、五蠹篇、難三篇、解老篇、詭使篇、六反篇、備內篇、大體篇、王道篇、奸劫弒臣篇、守道篇、三柄、外儲說左下、內儲說上、飾邪篇、難勢篇、用人篇等五十五篇，集為「韓非子」一書。

韓非子書中論述君道、法、勢、術等，甚為詳細，有關其內容：問田、飭令、難勢，旨在闡述政治思想；主道、二柄、大體、心度、解老、喻老、人主、定法，說明法治內涵；制分、飾邪、說疑、揚權、八奸、十過、奸劫殺臣，探討法、勢、術思想；說林上、說林下、內諸說上七術、內諸說下六微、外諸說左上、外諸說左下、外諸說右上、外諸說右下，系彙整史實材料、寓言的文章，論駁闡明法術之道。

關於其各篇之論述，有不同題材，約而言之，「難言」說明對愚智之君主不易進言，並論及帶來之利害問題；「受臣」認為君主權力旁落，應有對付駕馭之法；「主道」強調君主深藏不露，讓臣民敬畏之策；「有為」闡述法度與執行重要；「二柄」則唱導君主殺戮與獎賞之切；「八奸」提出臣民八種權謀手段之防範作為；「奸劫弒臣」指奸邪橫行與任勢、用法、治奸之道；「亡征」論述國家滅亡，君主失去君權之微兆；「喻老」泛談論輕躁、用勢、物性、無道之理；「用人」論及授官、賞罰思維；「難一」從九則歷史故事提出反駁，反對忠信、德化、推己、禮治、進諫、非謗等；「難二」則由七件歷史故事，反對省刑、仁政君臣同力，君先等論調；「難三」說明禁微奸積問題；「五蠹」主張除掉學者、談論者、帶劍者、畏戰者、商賈等；心度強調君權，立制之要k。

韓非子觀察當時各國君主統治狀況、社經環境、國際競爭以及商鞅、慎到、申不害之思想，兼及道儒觀念，而成一家之言，以法為主，結合重勢用術二者，厲行法治，是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總匯，在理論上有完整之論述，在構造上更為系統化。

 （一）立國久治，以法為本j 韓非子繼承商君之學說，主張由君主制定成文法，供臣民遵循，用以統治人民，六反篇稱：「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治。

」，「治民無常，唯法為治」k（心度），「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用人)，而法律通行之道，須要明法，難三篇指明：「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亦言：「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于民心」，使民知所遵循；八說篇並稱：「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外儲說右上篇：「不辟親貴，法行所受」，使法律能拘束上下，法治昌明。

又法為齊民治罪之唯一標準，促導眾民願意遵守，是以「法不阿貴，繩不撓曲。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遣匹夫。

」（有度），凸顯法律之權威性、最高性，顯學篇申明其義：「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為治者……不務德而務法」，心度並論：「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

商鞅重刑，韓非亦主張厚賞厚獎、重刑重罰，在和氏、奸劫弒臣、定法篇中經常引用商鞅看法，奸劫弒臣：「正明法，陳嚴刑」，有度篇：『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

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

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六反），「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五蠹）。

 （二）君主強勢，厲行法治 韓非子承繼慎到尚「勢」之思維，非常重視權威、權勢在推動法治之關鍵地位，認為君主必需具有至高無上地位，在政治上有高勢，從地位上凸顯絕對權勢，不容挑釁，全力運用強制權力統治國家，方能徹底實施法律，達令出必行，法出必達之目標，故難勢篇曰：「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強調「法、勢」結合與運用之重要，其法門為獨尊獨享權力，巧妙執行賞罰權，而且能精練運用，以免「廢置無度，則權瀆」（八經）。

慎到提出重勢思想系因當時儒家「尊賢」論與墨家「尚賢」說，認為君主只要尊賢重賢即可大治，慎到則認為國治之本在於君主有強大威勢，威懾天下，臣民群服，韓非子進而以魯哀公與孔子為例，強調法、勢密合之必要，蓋魯哀公雖弱，但有權勢在身，孔子雖賢，反在權勢下為臣，是以「勢重者，人主之淵也」（內儲說下），「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心度），「勢者，勝眾之資也」（八經），「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人主），「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

」(難一)，「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王威之重，主勢之隆也。

此四美者，不外諸求，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

」(愛臣)，而且韓非子主張君主專制集權，認為權勢不可借人（內儲說下），亦不可與臣下共用，蓋「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後收」（內儲說下），因之，君主以強大威勢，令出如山，萬民服從。

 （三）法術結合，有效統治 申不害力主「術」之重要，術者乃君主駕馭臣民之權術，也泛指辦事用人之方法與政治手腕，君主運用權術馭下，對付政敵，掌控一切，但韓非子認為重術而無法，未必發揮實效，必需「術」、「法」結合，不可偏廢。

以君主統治而言，『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殺。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而殺之柄，課群臣之所能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說），「智則欺君，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

」(難一)，再以申不害、商鞅二人輔佐韓侯、秦王為例，關鍵在對於法、術能否善用，若君主用術而未用法，臣下鑽空得利，國家實益不大。

韓非子主張術為君主馭下之良方，換言之即領導統禦之技術，用以貫徹法令，防止謀變，確保君主權勢，其法有三曰質、曰領、曰固（八經），君主要能用七術、察六微、有謀略防奸、去奸j，重要方略為因能授官、循名責實，「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

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外諸說右下)，「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

」（外儲說左下）、「知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

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孤憤），「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

」(二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八經)，「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難一)，否則「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外儲說左上），賞罰要得宜，避免「賞繁而奸生…賞繁亂之本也」(心度)。

難三篇曰：「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具」，「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

已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

」(用人)，道盡君主暗中控制臣下、掌握臣下狀況之手段，甚而運用「挾知而問，疑詔詭使」（內儲說上），務便臣下「我不去奸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奸劫弒臣），「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衛石也」（八說）。

 （四）法律實體，允平力行 法為治國之法k，韓非子亦倡之，一再揭示依法治國之要義，「法度為立國之大節，智慧多失，萬全之道，在於依法」「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外諸說右下)，五蠹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故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顯學篇：「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

故明主急其功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 同時，韓非子對於實施法治闡明與國家強弱有必然關係。

有度篇主張：「國無常強，無常弱。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

」對於法治之終極目的，在主道論述及：「……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

……」 法律之功能多端，管仲認法律在於興功除暴，定分止爭，吏民規矩之准絕，消極在止奸除暴，積極在齊民志，規群事，理萬物，君平中正，節度社會j，今則以規範社會行為，保障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安寧與安定為要。

韓非子問辯篇：「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

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道出法律須能齊民言行，禁暴止亂，成為社會之規範與治國之張本。

又有度言：「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謬，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

曆官威明，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

」強調法禁刑罰之功效。

韓非子強調同床、近臣、養殃、民萌、招才、威強、四方等八奸，影響君主統治，八奸曰：「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以也，不可不察焉」，又因受其師荀子影響，認為人有私心，自私自利，無仁義可言，即使父子、夫妻、主僕、君臣僅存互利害關係，不必禮教之，恒需以法繩准之k，其理為：「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

」(難二)，「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

」(六反)，「愛則親，不愛則疏」(難二)，「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

故臣利立，而主利滅。

是以奸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故國患。

」(說下)，「故君臣異心；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

君臣之交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

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

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以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

」「去好去惡，群臣見素。

群臣見素，則大君大蔽矣。

」(二柄) 法律要軌範眾民，齊一言行，成為社會規範，須明文化公諸社會，使眾民得以知曉，成為生活內容，身體力行，韓非子對於法律明文化及公佈，最為重視，在定法篇曰：「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難三篇曰「故法莫如顯。

」l 關於法律之制定，韓非子主張因應人情（八經）、權衡利害（八說）、順應時勢（心度）頒制法令，而依據韓非子結合商申慎三君之精華，可知君主具有無上權威，最高權威、萬民歸順于君主治下，有關法律制定權操在君主之手，可謂系君主專斷與擅斷，與現代由民意代表制定法律，不可同日而語。

西周時法律嚴苛j，韓非子亦具有強烈報應觀念，一再提出嚴刑峻法之觀念，認為刑重罰重必能止奸清肅，足以安治，六反篇：「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也。

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

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

」「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

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

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

」「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禁止，奸禁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

」(奸劫弒臣)k 韓非子主張法律平等性l，顯學篇言：「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仁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為治者用重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有度篇亦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

」外諸說右上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

」又曰：「使德澤人，不自攀也；使法量功，不自變也；能者不可飾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不能退」，一再揭櫫法律要立在平等基礎上，行法之治，需尊重法律制度j，否定禮記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不平等觀念，後世八議之科，對貴冑、宗室之法律優待，顯示不平等，與韓非子之主張有異。

法律制定後，必須立信，故曰：「行法在於立信」，五蠹篇：「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外諸說上篇：「明主積於信」，使臣民遵循，而且要嚴格執行，「刑罰必，而奸不用於上」（難一），以度僥倖之心k，而且要重刑多罰（飭令），才能「以刑去刑」（飭令），明顯崇尚法律萬能，唯法威觀。

法律在能解決國家、社會眾人之事，必需隨時代之進步、事務之變遷適當調整，否則容易與社會脫節，是以法需具有應變之時代性，商鞅曰：「及至文武，……，因事而制禮，理法以時而定，制令各得其宜」(五法)，韓非子更常指明：「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活，不易而亂」，是謂法應與時俱進l，進而言之，法律應因時因地制宜，以應瞬息萬變之社會變動m，韓非子：「治民無常，唯法為治。

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智而維之以刑，則從。

時移而法不易者，亂；世變而禁不變者，削。

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世變。

」(心度)j 綜上所述，韓非思想是先秦法家乃至當時全中國古代法治思想之總匯，呈現系統性、組織性與邏輯性，其思想著重變法、重法、重力、尚勢、用術、尚功利、務實用等觀點k，以申不害之為內學，以商鞅主張為外學，以慎到之見解為重項，內外相應，本體唱和，因一生不得志，逐步孕育深沉、寡恩、銳利之性格，其風格趨向犀利的成熟，峻急的深刻與刻薄之實用l，秦始皇採用其法治思想與作法力行「事皆決於法」「事皆決於上」，有效結合專制與法治，建構兩千多年之中革帝制，其觀點也影響中國久久長長m。

探索其韓非子法治觀之理論基礎，有三，其一為歷史進化觀，綜合歷來學說本實用功利性原則，主張無為而治，認為侈談德治，於事無益，惟有以法治國，才能積王資、樹君威，統一天下；其二為濟世救世觀，認為諸子百家有其短，經冷峻估量，縝密稽查，提出法術勢三位一體之法治觀，用以變革改制，富民強國，其三為人性自利觀，韓非受到其師荀子性惡說之影響，認為人為生存，相互計算爭奪，出發點均為個人利害，是以道德教化無法治民，需行君法制壓自利，方可奏效n。

  j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朱心怡〈秦法家思想之發展研究〉收錄于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專刊六編第九冊》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9月初版，頁219、220。

k王贊源《中國法家哲學》東大圖書，1991年8月二版，頁69以下。

j中國傳統上之法，一般系指有關犯罪與刑罰之規範，而且法往往與「刑」等義，參見馬漢寶《法律、道德與中國社會的變遷》台大法學論叢，一卷一期，1971年10月，頁2。

又先秦典籍，將刑、法、律訓釋為法，意指制訂頒佈之法規，由其沿革而言，最早稱為刑，而後稱為法，商鞅據法經為本，改法為律，進一步「以罪統刑」，其後二千年法典，除宋、元外，大都稱為律，可視為封建法律制度之標誌，參見陳鵬生，《中國古代法律三百題》建宏出版社，1985年初版，頁7。

k本人喜歡研讀歷史書籍，於6、70年代閱讀法律、歷史書刊論著，常將有關法政、司法之格言嘉語，作成剳記，前後共搜羅法學嘉言五百多則；多次與司法官同期摯友劉清景切磋，交換心得，基於普法教育之共同信念，曾先後編著六法全書、實用法典、常用六法智庫、判例解釋彙編、法院座談會決議、法律大辭典、各法律釋論等，有關法律名言，鼓勵劉君出版中國司法嘉言錄，以嘉惠學子，本人亦提供文章與筆記供其參考。

本文諸多法律格語或論述，除摘自上述資料，並提出個人鑽研與綜合體會之淺見，以充實內容。

j韓非子之論術包羅範圍較大，思辨更為網密，由內儲說上篇談七術可知：「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術。

七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此七者，人主之所用也。

」又內儲說下篇談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托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

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也更具體，參見陳複，《申子的思想》唐山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1刷，頁121、134。

k春秋戰國時期有識之士對於法之必要，有明確之論述，尹文子：「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准於法。

」；慎子：「滲而不可不行者，法也。

」；管子：「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

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商鞅書策篇：「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

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丘浚：「制定于平昔者謂之法，施用于臨時者謂之罰，法者罰之體，罰者法之用，其實一而已矣。

人君象電之光以明罰，象雷之威以勑法。

」 j管子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之準繩也。

」 k韓非子曰：「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其長利也。

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母之澤乎！」，此論述與儒家思想截然不同，亦抹殺人性與親情。

l春秋戰國時期，將法令公佈使萬民知所遵循，如子產鑄刑書、晉鑄刑鼎、李悝作法經，是戰國時期是由習慣法轉向成文化之重要階段，但有反對之聲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左傳），後孔穎達亦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

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不可一日無也……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亦罪，不須預以告民……」，參見孫光妍《中國法制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一版，頁2。

j西周初期為鎮壓前朝勢力，穩固政權，推重刑重罰，連飲酒細事，亦科以死罪，參見沈剛伯〈法家的淵源、演變及其影響〉《自由中國》弟十七卷第七期，1957年10月一版，頁102。

k中國歷年來反對嚴刑峻罰者甚夥，如呂不韋呂氏春秋認為「嚴刑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上德〉），「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義賞〉），桓寬認重刑「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罪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鹽鐵論），葛洪釋法篇：「釋法任情，奸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禦奔馬。

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

」唐牛希濟刑論指明嚴刑有七大弊害，申明：「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有弊，當不濫于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 l春秋戰國時主張法律不平等性者，有尹文子、慎子等人，尹文子大道上篇：「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慎子君臣篇：「官不私親，法不遺愛。

上下無事，惟法所在。

」 j法家固強調法之平等、公正，但其目的均在維護君主之絕對權威，法家之法、刑均為君主之產物，除君主外，臣民均應遵循，與現代法律之公正性、平等性有別，參見何勤華《中國法學史》韋伯文化，2004年五版，頁72。

k春秋戰國之後，有諸多先賢大儒強調法要得宜力行，此方面論述甚多，如呂氏春秋：「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

」漢相桓寬：「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鹽鐵論)淮南子：「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隋王通：「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刑必削」唐周縣：「理國無難似理兵，兵家法令貴尊行。

」宋唐歐陽修：「言多變則不信，今頻改則難從」宋呂祖謙：「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疏；以德待人，其外雖疏，其中實密。

」李覯：「不辨親疏，不畏貴賊，一致於法。

」司馬光：「水至平則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程頤：「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之。

」明莊元臣：「善制法者，如匠人之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刑。

」明黃綰：「大臣法，小臣廉」清李玉：「任情終有失，執法永無差」清魏源：「不難於立法，而難得行法之人」「善琴弈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強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l明宋濂在宋學士文集進大明律表稱：「臣聞天生無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疆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

」，大清民律草案總則說明：「文子有言：『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水圓，盤方水方』，是知匡時救弊，貴在轉移，拘古牽文，無裨治理。

」 m管仲對於因時制宜亦采相同看法，「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

其設賞有厚有薄，其利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事而動。

」，「法者不可恒者也」（任法篇），商鞅亦稱：「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更法篇） j韓非子雖認同法因時制宜之作法，但仍認為變法不可太多，觀解老篇自明：「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之謂變業。

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 k周世輔《中國哲學史》三民書局，2004年10月一版一刷，頁116-118。

l楊義《韓非子還原》中華書局，2011年3月一版1刷，頁36、44。

m論者對韓非子君主論，影響中國極為深刻與久遠，如宋朝蘇軾書傳卷十四說：「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者稱舉之，故其學至今猶行也。

」 n劉心主編，王振東、曹磊、謝昀、杜鋼建、丹曄《中國法學史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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