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及其文学传统的形成，首先得益于17世纪以来近代中国文化新思潮的哺育。

它萌发于晚明个性思潮、前清人文思潮和晚清“新民”思潮，至19世纪末，在 ... 中心刊物newliterature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扬子江评论 文学研究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话（传真）：025-89686720 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杨宗义楼 邮编：210023 网址：www.njucml.com 中心刊物newliterature当前位置：首页  中心刊物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发表时间：2013-09-02阅读次数：2344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王达敏  胡焕龙*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039；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淮南232038）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浪漫主义传统是最重要的核心传统之一。

它萌发于“晚明思潮”，滥觞于19世纪末由“西风东渐”酝酿的“情感解放”文学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精神及新文学创作实践，为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艺术典范。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反叛精神和自由精神，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区别于古代浪漫主义传统的基本精神。

30年代的京派文学、40年代的新历史剧与新浪漫派小说、80年代以后的“朦胧诗”与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小说开创的浪漫主义思潮，从不同侧面与层面，延传着“五四”凝结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关键词：浪漫主义传统；个性解放；京派文学；新浪漫主义；新时期浪漫主义    20世纪，浪漫主义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文学主潮，但实际上，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浪潮的冲击和民族危亡的威胁，浪漫主义始终没有得到茁壮成长。

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中，尽管它是仅次于现实主义的核心传统，但不论是在美学精神历史凝聚的厚重上，还是在社会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上，浪漫主义文学传统都无法与现实主义比肩。

20世纪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一方面根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遗产，同时孕育于19世纪末思想启蒙大潮下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情感的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铸造了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现代美学品格。

20年代以后，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浪漫主义文学几经起伏，呈现出“夹缝中求生存”的态势，始终以多幅面孔、迥然异趣的形态，或隐或显地延传着它的基本精神与美学品格；多舛的历史际遇使它成为最具传奇和悲壮色彩的文学传统。

  一、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外文化背景   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及其文学传统的形成，首先得益于17世纪以来近代中国文化新思潮的哺育。

它萌发于晚明个性思潮、前清人文思潮和晚清“新民”思潮，至19世纪末，在中西文化全面冲撞与交汇形势下，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启动了本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现代化”进程。

因而，它是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共同哺育的结果。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兴盛于19世纪前期，其先驱是卢梭。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发端于英国和德国，随后传到法国和东欧北美其他国家。

英国“湖畔派”诗人寄情山水、发思古忧伤之情的诗作，雪莱、拜伦充满反抗与战斗精神的政治抒情诗，济慈的抒情诗与传奇小说；法国早期浪漫派对幻想境界的悉心描绘、海涅的战斗诗篇；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乔治桑、大仲马颂扬人类之爱，揭露教会罪恶、描绘传奇人生的经典之作，以及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美国欧文、爱伦坡、惠特曼等等，组成多声部的浪漫主义旋律，汇成汹涌澎湃的文学潮流。

反抗外在束缚，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是贯穿始终并渗透于各种形态浪漫主义文学的共同主题。

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到中国后，立即催生了中国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浪潮下的浪漫主义文学萌芽，并使之发展成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大潮。

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晚明思潮”尽管伴随着颓废、放荡与堕落，但现代中国个性解放历程，正是由此起步。

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突破，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拜金主义、追求奢华与享乐，成为新的风尚。

众多工商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新兴市民阶层，他们疏离宗法故土，个性意识逐步增强，成为明代反叛纲常名教、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男女两性的自由交往也成为社会时尚。

人性舒展的空间前所未有地为世俗社会默认。

这个时代，与几乎同时的南欧文艺复兴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哲学的突破是“晚明思潮”及近世中国文化蜕变与转型的深层因素。

程朱理学通过对“天理”的本体论证，及对人性二重性的发生论探讨，得出“存天理，灭人欲”人生价值论，成为近千年来纲常名教压抑人性的总表述。

然而，理学内部的叛逆――“陆王心学”以“心即理”哲学命题高扬人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自由，建立起中国式人本主义哲学。

它与康德、黑格尔强调的人的先验主体结构“为自然立法”哲学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泰州学派把阳明心学引发的肯定人欲，高扬个性意识与主体精神的社会风潮推向极端。

李贽在自然人性基础上提出“童心说”，理直气壮地张扬个性解放，从而引发了晚明社会反传统、反正统的思想解放潮流。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革命、思想革命。

在这种思想观念与审美风气下，“情性”成为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浪漫热烈的临川派及其代表人物汤显祖，是这一时代主题的集中体现。

他创作的《牡丹亭》，就是这种震撼人心的“至情”赞歌，代表了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生死不渝真情正是明代审美文化的制高点，是当时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作者把这种真情升华到价值观的高度，它实际上已超出了男女之爱的狭隘范畴，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一种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爱的哲学。

”[1]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晚明时代那样，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把人的自然情性或者说“人欲”，置于人生哲学的本体地位，极力张扬和推崇，形成波澜壮阔的“尊情”文学浪潮及其审美趣味。

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而遏制异端思想，包括个性主义思想，使得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重归传统，“晚明思潮”落下了历史帷幕。

然而其精神并未断绝，在清初到清中叶一脉相传并悄然“中兴”。

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叶燮等人的文学理论，李渔以其戏曲理论和艳情小说创作，王士�的“神韵说”和袁枚的“性灵说”，都是从晚明到现代个性解放及其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延传与发扬的重要桥梁。

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一批思想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则使近世中国反传统思潮落实到政治层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鸦片战争前后，社会上出现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

他们倡导社会改革和向西方学习，同时推动着新一轮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思潮涌动。

康有为充分肯定建立在自然本性基础上的各种“人欲”，论证人追求自身利益、个体幸福和全面发展愿望的天然合理性，为现代中国个性解放思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严复以卢梭天赋人权思想为依据，系统论述了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上的根本意义。

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

在“新民”大潮下，一大批中国思想界先驱，竭力鼓吹人的解放，形成高亢的时代大合唱，标志着晚明以来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表现在文学思潮上，则是尊情思潮。

“晚明思潮”尊情与崇情的主题，以男女之情为核心，反对礼教压迫，体现为自然人性的解放。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坛高涨的“情”潮，不仅延续着人性解放的历史主题，更在于民族与文化的深重危机，造成人们普遍的心理危机。

“哭泣”，成为这种时代情绪的象征。

刘鹗的《老残游记》正是这种感时伤怀之作，其《自序》可以说是正是“哭泣时代宣言书”：“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3]林纾在译述《巴黎茶花女轶事》和《黑奴吁天录》过程中，每以嚎啕痛哭表达其“时代的哀痛”。

作品出版后引得海内读者同声一哭。

中国现代史上这富有魅力、不可重复的“哭泣时代”，既是个体意识的萌芽，也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原动力”。

在这一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苏曼殊和徐枕亚的文学创作。

苏曼殊（1884―1918），字子谷，原名玄瑛，出家后法名曼殊。

他是父亲与一位日本女子的私生子，从小颠沛于出生地与故乡之间，受尽歧视与虐待。

他在出世与恋世之间徘徊，在多情与绝情之际痛苦，真诚率性，自由放任，从而获得“情僧”雅号。

20世纪初，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传入中国，苏曼殊成为最早的译介者之一。

拜伦的《赞大海》《哀希腊》、雪莱的《冬日》等浪漫主义名篇，都经其几乎完美的译述，为中国读者所知。

他把拜伦的豪迈热烈与雪莱的恬静柔美有机统一，形成自己雄浑豪迈而潇洒轻灵的浪漫主义诗风。

苏曼殊以《断鸿零雁记》为代表的言情系列小说，多以一男二女模式，展开小儿女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

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及情感意绪，带有鲜明的作者生活痕迹，堪称民初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和奠基之作。

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一是来自世俗爱情的相爱不成，而根本的“难言之恫”，则是佛门戒律与自然人性欲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两难中本真的生命体验，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

其次，苏曼殊小说开中国“自叙传”小说先河，而“自叙传”正是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石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重要特征。

这恰被“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和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作家继承和发扬，形成“五四”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景线。

第三，苏曼殊的诸多小说，贯穿着一个凝聚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飘零者形象。

生活与精神双重的流浪者与孤苦者，是苏曼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这一形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个性意识与主观抒情的艺术载体。

它作为现代文学创作传统，被“五四”新文学全面继承，化为诸多作家笔下的“孤独者”和“零余者”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大潮的共同主题，就是这群患有时代忧郁病和孤独症的“孤独者”、“零余者”的内心独白和感伤倾诉组成的“时代歌声”。

因此，钱玄同在与陈独秀、胡适等人讨论新文学建设的通信中，把苏曼殊与梁启超一同视为超出其时代的新文学开创者。

[4] 与苏曼殊呈珠联璧合之趣的是徐枕亚的《玉梨魂》。

就人性解放、情感解放以及对20世纪中国浪漫抒情小说文体的开创和社会审美心理的积淀与铸造上，《玉梨魂》如同苏曼殊小说，都有着不容置疑的革命性、开创性意义。

《玉梨魂》大胆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教理论的桎梏，标志着人性解放和审美风尚新的历史开端：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启迪下，《玉梨魂》继《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之后，公开为被“泛情哲学”所排斥的男女之“情魔”正名，承担并完成了激发现代中国人重新回到情感解放道路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起步的历史重任，标志着中国人性解放历程由“古典阶段”向“现代历史”的迈进。

同时，《玉梨魂》以华美的骈文骊句，缠绵悱恻的主观抒情，实现了小说文体的革命性转变，并由此开创了民初文坛阴柔�艳的审美风尚，开启了一个审美新时代。

徐枕亚创作的“情感启蒙”之功，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及其传统的凝定，聚集了充分的社会心理能量，奠定了现代审美心理结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那些“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们，正是在这一情感趋向下，把浪漫主义迅速文学推向高潮。

  二、“五四”个性解放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文化酵母，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

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撰文，通过东西方文化对比，批判东洋民族家族主义对个人的压抑，为个性解放运动张目[5]。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等文中更是大力倡导以独立人格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

周作人通过系统阐发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灵肉和谐一致”的生活，指出了“五四”新文学发展方向。

这些正是浪漫主义文学起步与成长的基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行列里，鲁迅的性情最鲜明地表现出浪漫主义气质。

他以建立在尼采“超人”哲学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哲学，通过大力呼唤“摩罗诗人”，促进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

在《文化偏至论》中，青年鲁迅强烈主张“尊个性而张灵明”，呼唤民族的“超人”诞生[6]。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通过对近代欧美“摩罗诗人”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评述，高度赞扬他们勇于反抗一切压迫，为个性解放、社会解放、民族解放起而抗争的英雄品格，视其为欧洲19世纪前期“精神界之战士”、“精神界之伟人”。

作者最后热切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7]这正是20世纪中国呼之欲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宣言书。

鲁迅小说的意义，是实现了20世纪初的中国浪漫抒情文学由肤浅的情感宣泄向以独特生命体验为基础的“诗化哲学”的飞跃。

觉醒后的呐喊反抗与失败中的彷徨忧伤，构成“五四”新文学时代情绪的二重奏。

因此，鲁迅的《呐喊》《彷徨》，在奠定了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基石的同时，也奠定了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感情基调。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以思想的深刻与艺术的独创，引发社会轰动性反响。

小说表现“狂人”在发狂――思想觉醒之后独特的心态及决绝的反抗精神，那“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勇敢发问，那对中国四千年“吃人”历史的深刻洞悉，那对吃人者的愤怒警告，那“救救孩子”的深切呼唤，尤其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等，都使这篇小说在象征世界中显示出浪漫主义战斗精神。

这是近代“摩罗”诗人的呐喊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声回音。

此后，鲁迅小说在现实主义的真切与冷峻中大多融注了或浓或淡的抒情成分，构成其艺术特征的重要内涵，以致于后世学者多把鲁迅小说视为“诗化小说”。

这里充满着“彷徨者”的惶惑忧伤（《在酒楼上》）、“孤独者”的决绝傲世（《孤独者》）；《伤逝》中那浓重的感伤，《故乡》首尾的那份凄凉与憧憬，《药》中夏瑜坟头上的花圈，《社戏》中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等，无不生动地显现着作者的时代忧伤与美好情怀。

而当这些“诗化”意韵最终被视为新文学创作的“典范”时，新文学创作的美学原则开始显现，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便在其中悄然凝结。

在个性解放时代潮流下，作为主潮的现实主义文学，从“问题小说”到“人生小说”再到“乡土文学”，除极少数作家（如叶圣陶）外，无不洋溢着风格各异的主观抒情意韵，呈现出浪漫情调。

即使以客观凝重为特征的乡土文学思潮，也以“感伤的故乡风”染上浪漫主义色彩。

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学才陆续呈现出“纯”的面目来。

在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传统的凝结与变迁上，创造社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

他们饱尝各种人生艰辛，感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脉动，形成张扬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和肆意冲动的浪漫气质，带着他们的浪漫主义诗篇，从日本闯回国内，造成浪漫主义“异军突起”的壮观景象，成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际奠基者。

郭沫若在创造社成立之初就表示：“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

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8]这“内心的要求”，实质上就是本着内在本心的冲动的“自我表现”；郁达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9]的经典性表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创造社“自我表现”文艺观，概括出“五四”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

这种多情善感的个性气质及“自我表现”文艺观的形成，与他们深受中外文艺思想尤其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郭沫若从小深受屈原、李白等浪漫主义艺术大师的熏陶，又深受庄子哲学和近代欧洲泛神论哲学的影响，故而养成豪放不羁、浪漫多情的个性气质。

泰戈尔的自然、恬静，海涅的清新明丽，拜伦的雄浑恢宏，歌德真诚热烈的自我表现，都引起他的情感共鸣。

而对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末叶美国诗人惠特曼。

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的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

”[10]这种“合拍”与“震荡”的结果，就是1921年《女神》的出版。

《女神》的出版，不仅意味着鲁迅14年前热切呼唤的中国“摩罗诗人”正式诞生，而且还标志着“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大潮由此兴起，并且奠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品格。

这种美学精神具体表现在：“反抗―破坏”，“创造―再生”的革命精神，张扬自我的个性精神以及想象与创新的艺术精神。

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艺术展现。

积压千年的苦闷要宣泄，黑暗的“铁屋”要破毁，时代已在等待全民族总爆发的那一刻。

《女神》不仅成为个人郁积的喷火口，更成为整个民族痛苦灵魂的喷火口。

在“反叛―创造”的时代精神上，《女神》的开创性意义显而易见，它以其典范性地位和深远影响，成就了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大潮的开创者及其文学传统的奠基者的历史地位。

与这种“破坏―创造”革命精神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是思想上彻底觉醒、顶天立地的“自我”形象。

这个冲决社会罗网、与宇宙伟力融为一体的大我，破坏神圣偶像，热烈追求个性解放，赞美自我那移山倒海、再造乾坤的创造伟力。

飞扬的诗情、奇特的想象和自由奔放的体式，是郭沫若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美学形式的开创性贡献。

雄浑奔放的阳刚之美，突破了古典文学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意味着中国抒情文学新时代的来临。

奇特的想象，又以内在激情为动力，真正实现了新诗的飞扬。

激情的飞扬与想象的驰骋，引发“诗体大解放”，“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使《女神》真正成为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

这实际上是人的个性大解放、情思大解放的外在标志。

与此同时，郁达夫以低回忧伤情调抒写着“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痛，把民初以来“尊情”思潮推向高潮，正式开启了20世纪中国浪漫抒情小说大潮。

作为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大潮的主要开创者，郁达夫同样受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以拜伦、雪莱、歌德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那强烈的个性精神、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彻底的叛逆精神，构成郁达夫浪漫抒情小说潜在的思想价值取向。

卢梭面对世俗那决不妥协的孤苦情怀以及为保持人性纯真而“回归自然”的美好情怀，引发了郁达夫的深深共鸣。

欧洲世纪末颓废感伤情调，日本“私小说”对自然人性的展览，以及俄罗斯文学中独特的“零余人”形象，与郁达夫弱国子民心态相共振，使其“自我表现”中弥漫着颓废感伤情调。

觉醒时刻的呐喊与觉醒之后的面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精神世界普遍的发展轨迹，郭沫若飞扬的诗情与郁达夫颓伤的倾诉，构成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呈历时性深化关系的双重主题。

因而，郁达夫的感伤潮头迅速取代《女神》的高亢，连郭沫若本人，也很快以《星空》及感伤抒情小说，汇入这情感潮头之中。

鲁迅等新文学先驱以尼采姿态，表现在“绝望”的生命体验中“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在诗情与哲思的完美结合中完成“战士”品格的铸造。

而创造社诸君在作品中抒写的是凡人的觉醒，虽有反抗的呐喊，但更多是颓唐的哀叹。

作者以“零余者”自居，某种程度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浪漫小说，就是一群‘零余者’感伤的独白。

”[11]郁达夫小说从两个方面显示了“五四”浪漫小说特质：思想上对性的苦闷与生的痛苦倾诉，形式上把主观抒情全面融入小说，造成弥漫一个时代的小说美学情趣。

这两方面与苏曼殊、徐枕亚代表的清末民初浪漫抒情小说都有着内在继承关系，但郁达夫把前人刻意隐藏、含而不露的东西尽情倾诉，使其浪漫抒情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沉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生动描绘了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的“时代的苦闷”，这是郁达夫浪漫抒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它集中地写‘穷’写‘色’，即描写青年知识界的经济生活和爱情生活。

由于社会的金钱势力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两个问题成了青年知识界个性解放的切要问题，浪漫抒情小说正是在抒写‘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抒发了时代的苦闷和人生的苦闷。

”[12] 这种惊世骇俗的取材加上作品的自叙传特征、强烈的主观抒情尤其是受卢梭和日本“私小说”影响的自我暴露，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小说新范式，自然也就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思想守旧的读者攻击《沉沦》“诲淫”，而广大新青年读者多感同身受，思想与情感上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一时间，效仿者纷起，遂演变成浪漫主义文学大潮。

创作队伍以创造社郭沫若、张资平、倪贻德、周全平、陶晶孙、叶灵凤、冯沅君等作家为中坚，文学研究会的庐隐、王以仁、藤固，沉钟社的陈翔鹤、林如稷等作家，亦加入此创作潮流，他们以不同的情调、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憧憬，汇成感伤、唯美、浪漫的审美思潮。

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同样有着郁达夫式的“零余者”形象和小知识分子穷愁人生的娓娓倾诉。

不同的是，郭沫若小说虽有郁达夫式的自叹自怜，却少了郁达夫的颓废情调。

王以仁、倪贻德、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等人生坎坷的青年作家，其作品浓重的感伤与颓废，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再现了郁达夫式的审美情调。

有着“十里洋场”文化背景的张资平、叶灵凤、藤固等人，或在多角恋爱的编织中展示自然人性，描绘理想世界；或在现代都市与传统“志怪”的奇妙结合中传达人生感悟，等等，审美情趣可谓千姿百态。

在郭沫若激昂的呐喊和郁达夫感伤倾诉的二重奏下，新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在诗坛悄然兴起，它主要由20年代初的“湖畔诗人”、冯至及随后引领诗坛风骚的新月派诗人群体汇合而成，从而使“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大潮开始出现一种走向精致与成熟的趋势。

“湖畔诗社”诸人的创作引发了20年代的“情歌”浪潮，创造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美学精神的新形态，在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凝炼上，“湖畔诗社”和新月社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湖畔诗社”诗人既缺少“五四”先辈们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又不具备同时代和稍后的新月派干将们深厚的中西方文学功底及美学修养，也没有“早醒者”们与生俱来的传统负担，因此，大胆抒写少年人的爱欲心理，恣意歌唱心中美好的爱情，是这股“情歌”浪潮的共同主题。

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各以独特的风格，精彩地表现一代少年不可遏制的爱情欲求。

由于从自然人性出发，“湖畔诗社”诗人在各异的风格中表现出天真、单纯、情浓、质朴的美学特征，这意味着“五四”青春文化精神终于得到完美的艺术展现。

同时期冯至的诗作在题材上同样以抒写纯真浪漫爱情为主题，但他的爱情诗少了少年人基于自然人性的大胆热烈，而是通过优美意象、巧妙暗示、恰当修辞、娓娓述说，传达出幽深微妙的爱欲心理，显示出鲜明的意境美、含蓄美与节制美、哲理性。

冯至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韵律与欧洲古典律诗相结合中委婉含蓄、整饬有度的浪漫主义美学范式的凝结。

新月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的北京。

多重的抒情主题，洒脱自由的艺术情调，焕然一新的“新格律”形式，使新月诗派在20年代中后期独步中国新诗坛。

他们眼界开阔，人生阅历丰厚，尤其在艺术修养上，他们既深受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熏陶，又亲历西方世界，接受了现代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等艺术思潮的影响，形成中西合璧的艺术情趣。

而在理想上，他们全面接受了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凝成诗歌创作的多重主题。

首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构成新月派诗人浪漫抒情的重要内容。

闻一多的《太阳吟》《忆菊》《祈祷》《发现》等佳作，抒发出独特的爱国情思，感人至深。

朱自清曾赞叹闻一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13]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憧憬，构成新月派诗人又一个十分突出的思想意蕴和美学理想。

徐志摩终身祈盼把英国式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国，终身追求爱、自由、美，向往英国绅士风度及其生活方式。

他曾坦诚告白：“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4]康桥，构筑了他的政治理想乃至整个人生理想。

他以浅唱低吟，表达失望后的“轻烟式的伤感”。

它集中体现着新月派浪漫主义风貌，也正是20年代“五四”高潮过去，社会政治革命浪潮尚未兴起之际，中国温柔敦厚的古典诗情与英国现代矜持高雅绅士风度的美妙结合。

而徐志摩以《雪花的快乐》、《落叶小唱》、《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偶然》、《海韵》、《云游》、《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等佳作组成的情诗艺术世界，在审美趣味上一方面以真挚热烈，表现出身心完全解放的一代新人潇洒乐观的精神气度，与湖畔诗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洋溢着温馨、轻柔、含蓄多情的意韵，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完美与人生的自由，艺术地展现出人性获得解放后的潇洒与幸福。

朱湘虽饱受现实生活的磨难，却在磨难中充分放飞自由的灵魂，使之在唯美的艺术王国里尽情翱翔；《采莲曲》、《摇篮歌》等精品，恬静、典雅、缠绵而有节制，洋溢着清纯之美。

“三美”、“理性”为标志的诗学理论，代表了新月诗人整饬有度、委婉含蓄的美学精神，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暗合，潜在地构建了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影响着社会的审美风尚。

林徽因、孙大雨、陈梦家等新秀，把“新月”艺术精神在30年代传承和发扬开来。

这使得新月派审美情趣和诗学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3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各流派共同遵循的美学原则。

  三、浪漫主义传统的延传与变异   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及文学主题的全面转向，标志着“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终结。

以创造社、太阳社及部分早期共产党文艺理论家为主力军，革命文学阵营发动了对“五四”新文学声势浩大的批判。

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是其批判的重点，这对正在有声有色向前发展的“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是个沉重打击，滚滚浪潮很快消退为涓涓细流。

随之兴起的，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或称“革命罗曼蒂克”，但实质上它与人的解放、精神的自由、诗意人生等基本内涵相去甚远。

“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退居文坛一隅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三种美学形态，延传着“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张扬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总主题，展现着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传与流变：30年代以“京派文学”为代表，以和谐自然、完美人性为审美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40年代以传奇人生、浪漫际遇为核心的“新浪漫主义”思潮；80年代末以后，以拒绝功利庸俗、憧憬英雄人生为代表的“英雄浪漫主义”思潮。

1、禅意与自然：返璞归真的精神家园 30年代形成的京派文学，以回归自然的田园牧歌，表达着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觅与赞颂。

沈从文等京派文学主将虽受到外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些影响，但其文化资源，则主要是老庄哲学、禅宗意韵与田园山水诗歌传统。

这一中国传统显然比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田园牧歌传统悠久、深厚得多，充分显示了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民族特性。

作为京派文学的先驱，周作人在“五四”以后倡导艺术的独立性，强调作家创作中的主体与艺术个性，强调艺术表现人性。

理论家朱光潜则通过审美心理距离说，成为京派文学远离社会喧嚣与政治纷争而营构自己精神家园的美学依据。

废名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京派文学在30年代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而沈从文的创作，成为京派文学审美理想与艺术原则的典范。

后起之秀的大量作品，最终成就了京派文学的历史地位。

原始状态下中国乡村的宁静、和谐及其人生的完满自由，是京派文学的最高审美理想。

这也就是3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常被视为由“为人生派”引申出的“乡土文学”之别一种风格。

而实际上，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梦梦”，而这梦境作为主观世界却是真实的。

其浪漫主义基本精神，就是超越现实、消弭物我的圆融、空灵境界。

因此，与西方中世纪田园牧歌情调不同的是，废名的小说艺术境界是象征的而非写实的，他笔下宁静和谐的“竹林”、“桃园”、“菱荡”、“桥”等等，皆是他充分展示自由精神的象征世界。

在诗情画意中蕴涵着现实人生的悲哀，在悲哀中洋溢着豁达和精神超越；是非、哀乐、贫富、荣辱乃至生死，都融而为一。

《竹林的故事》中的淡然人生，《桥》中圆融无碍的“空灵”境界，均是“禅”的诗意展现。

废名小说因浓郁的“禅意”而未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但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与变迁历程中，废名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至沈从文，以美轮美奂的“湘西世界”，正式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新形态。

沈从文自幼深受黔、川一带原生态的美丽山水、原始纯朴的乡风民俗的熏陶，而面对北京，他“乡下人”的意识苏醒了。

他认为：是否具有强力本能的生命冲动，是否具有健全、完美的人性，是一个民族能否重现生机的关键。

衰老垂暮的中华民族只能从那原始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冲动中，去寻找、发掘民族的生机。

于是在对都市人生的揶揄和批判中，沈从文以完美人性和自由人生的憧憬为审美理想，精心构造着他的“湘西世界”。

“湘西世界”由两层梦幻世界构成，一是由神话、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为素材筑造的绚丽夺目的神性王国，展现出原始文明状态下最纯净、最美好的人生形式：由“爱”与“美”构成“神性”。

在美（自由的情爱）和爱（狂放的性爱）的完美结合中，生活的浪漫纯真与生命的雄强活力，显示出无穷魅力。

第二层面是“现实人生”。

作为“神性王国”的现实版，同样洋溢着梦幻的纯净与温馨，宁静与和谐。

《三三》、《萧萧》、《阿黑小史》、《边城》、《柏子》、《会明》等系列作品，组成了这个自然无为的世界。

原始宁静的自然风光，天真烂漫的美丽少女，和谐任性的民情风俗，全面地展现出湘西充满诗意的理想人生形式。

随着沈从文的别具一格的小说渐渐风靡文坛，一大批青年作家群起效仿。

萧乾、芦焚、凌叔华、汪曾祺等，各以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和艺术个性，汇成琳琅满目的田园乡土梦幻世界，在文坛上产生持续的影响，中经40年的断裂，至80年代汪曾祺发扬光大，重新风靡文坛，最终显示“永恒的魅力”。

2、政治呐喊与志异传奇：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复活” 30年代后期，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民族解放的迫切要求，社会的混乱与政治的黑暗，使时代郁积了太多的愤怒与渴望，全民族的内在情结需要喷发。

在此背景下，郭沫若顺应时代要求，重新肯定浪漫主义主观抒情美学精神和个性主义思想价值。

于是，浪漫主义文学又卷土重来，以新的形式、新的主题、新的美学精神风靡文坛，描绘出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又一个有声有色的10年历史画卷。

大型历史剧的繁荣及其表现出的基本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40年代多元化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流，其美学品格，表现在借历史外衣，通过古人口吻，抒发作者内在的激情，表达政治见解而非客观再现历史。

这既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以郭沫若、田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戏剧美学传统的体现，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因此，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启蒙主义，作为浪漫激情下共同的思想线索，贯穿于他们的作品中。

阿英的“南明史剧”系列集中体现以民族大义为重、抗击外来入侵、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

阳翰笙“天国史剧”系列则反思民族精神污垢，热切呼唤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史剧”，高度集中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团结抗暴，反对投降；呼唤民族英雄，反对专制强权，充分体现了“古为今用”创作原则。

他后来在谈到《屈原》的创作动机时说：“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

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

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

”[15]这段话完全可以概括郭沫若40年代整个历史剧的创作动机。

正是以借古鉴今之途径，以“历史”为艺术舞台，成就了40年代历史剧政治浪漫主义的美学特质：“失事求似”[16]。

强烈的抒情性使郭沫若的诗剧成为“五四”时代“摩罗诗人”的战斗精神以新的面貌、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现。

与此同时，被后世称为“新浪漫主义”的小说潮流，则以民间立场，诉说着动乱年代的人间传奇，成为当时多元化浪漫主义思潮中仅次于历史剧创作的重要一“元”。

这一浪漫主义文学派别的代表作家，是徐�和无名氏。

1937年1月，徐�发表中篇小说《鬼恋》，作品以奇特的故事与充满悬念的叙述，立刻引起文坛和广大读者的注目。

随后脍炙人口的传奇迭出。

1943年春，徐�在重庆《扫荡报》上连载长篇小说《风萧萧》，又引发社会的极大轰动，这一年也被称为“徐�年”。

另一青年记者卜乃夫在徐�的影响下，以“无名氏”笔名先后发表中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两部哀感顽艳的浪漫传奇，引起文坛热议。

1944年底，他开始潜心创作“长河小说”《无名书稿》，历经时代巨变，至1960年全部完成。

由六部长篇小说组成的《无名书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奇书”。

徐�、无名氏在40年代中国文坛上迅速走红，可谓又一次“异军突起”。

由于其题材的传奇性和审美趣味的�丽与奇谲，而被后世称为“新浪漫派”。

“新浪漫派”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强大的主流话语下异军突起，风靡社会，首先在于作者在“媚俗”态度下把中外多元审美因素完美结合：中国魏晋志怪与唐宋传奇、西方中世纪“罗曼斯”、社会政治、现代侦探小说等等，融合成豪艳而异怪的艺术世界。

其次，与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剧作相比，新浪漫主义小说显然继承了“五四”文学自我表现的传统。

作品首先要表达的，是作者的人生意趣，而这人生意趣不是来自当前政治的主流话语，而是个人深切的生活体验和美妙的人生憧憬。

同时，作品又不似“五四”浪漫感伤小说那一味述说个人不幸，而是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把人性欲求融于奇艳生活场景，把人们潜在欲求形象化。

男女奇恋、高雅生活、传奇故事、异域风情、意外结局等叙事元素，展现出一幅幅云谲波诡的艺术画廊。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新浪漫派小说以其奇谲、热烈的浪漫故事，给广大读者开辟了全新的审美天地；在对美好爱情和异域华丽典雅生活方式的憧憬与品味中，读者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虑得到有效缓解。

在这“画饼充饥”式的精神抚慰中，人们重新领略到生活的美好，人生的诗意。

这不仅仅是通俗文学的“休闲”效应，更在于它的“摩登”、“唯美”，提升了文学的审美趣味。

不仅如此，无名氏洋洋百万言的《无名书稿》，凝结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与美学特质。

主人公印蒂对人生真谛永无休止的追寻，艺术地再现了作者以儒释道为基石，以中西文化的融合为途径，建立人类新信仰的雄心壮志；那惊世骇俗的寻求真理与反叛传统之举，使之成为“圣人”与“魔鬼”的统一体，使我们联想到西方普罗米修斯和西绪弗斯神话，联想起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形象，从而领会其中“永远超越”的文化精神。

这就是形而上层面的浪漫主义精神。

“五四”新文学以来，我们从鲁迅小说“孤独者”形象系列中，从《野草》“影的告别”、“死火”等独特意象中，从庐隐笔下主人公们发出“人生意义是什么”的不懈追问中，从曹禺戏剧的“出走”意象中，都深切感受到了梦醒者形而上人生追问的精神魅力。

这种“浮士德”精神，在无名氏的《无名书稿》中获得充分的艺术展现。

因此可以说，40年代新浪漫主义，尤其是煌煌巨著《无名书稿》，成为中国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在哲学与美学上走向顶峰的标志。

3、主体的苏醒与追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反抗一切精神异化为特质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消失，流行不衰的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重新兴起，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真正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在中断30年后，又以新的面貌开始了它新的历程。

70―80年代中国大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直接动力，是60―70年代文革时期悄然而起的“地下写作”。

一批目睹动荡、饱经磨难的青年作家，成为新时代的“早醒者”。

他们最早以冷峻的眼光、独立的思考，对纷乱冷酷的年代进行判断。

黄翔在“文革”高潮之际，创作出《野兽》、《火炬之歌》等诗篇，诅咒那“可憎年代”，呼唤人性。

食指（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在“革命浪漫主义”欢歌中表达了对那个“贫困”、“悲哀”、“失望”、“凄凉”时代的真实感受。

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真实抒写了知识分子命运，表达了对祖国现代化前景的关注。

而“文革”末期北岛的《回答》一诗，则公开发出反叛的呐喊。

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的“地下写作”与当年鲁迅笔下“狂人”的觉醒具有同等的历史意义，它催生了新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

接下来的成果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深远的“朦胧诗”文学运动。

北岛、舒婷、顾城、多多等青年诗人的创作，自觉吸收西方现代派手法，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因意蕴含蓄而被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受到文坛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被视为与主流文学迥然不同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7]。

“朦胧诗”所确立的“新的美学原则”开创了以高扬独立人格、推崇个体价值的“自我表现”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浪漫主义文学新时代。

北岛在《宣告》一诗中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从而把“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传统与“朦胧诗人”的“美学原则”连成一线，清晰地显示出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

而其主要载体，是后来风靡全国、影响深广的知情文学。

在献身理想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巨大反差中，在人生百味的痛苦咀嚼中，抒发千般感慨，重新寻觅精神家园，铸造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殿堂。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全盘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高扬个体价值、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反抗外在压抑的浪漫主义传统，从北岛“我――不――相――信”的愤懑呐喊，到舒婷温婉、忧伤的娓娓抒情，无不使人联想到郭沫若、冰心、庐隐、郁达夫等的浪漫主义情调。

20世纪中国大陆文学中，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那样全盘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人”的主题。

这种“首尾呼应”的历史景观，既折射出中国社会前进步伐的艰难，也显示了“五四”开辟的浪漫文学传统在曲折发展中的一脉相传。

其次，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在情感力度上不及“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那样强烈，然而在思想深度上却显示了它的高起点。

“五四”新文学的总主题，是人的觉醒与自然人性的张扬，其“呐喊”与“感伤”不脱离感性欲望层面，徘徊在“青春”的苦闷层面。

原生态的情感宣泄往往使作品仅具文学史意义而鲜有永久的审美因素。

像周氏兄弟那样在文学创作中融汇深刻的人生体验与哲理之思，使作品成为“诗化哲学”的作家，实为凤毛麟角。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从“文革”时期的“地下创作”到“摩罗诗人”群体的呈现，青年作家往往把内在激情化为哲理思辨，化为充满理性判断的娓娓述说；激情融于哲理，融于意象。

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宣告》，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等，都是这样。

这表明，中国历史在60―70年代虽然“鬼打墙”般又回到了“五四”前夕，但饱经政治动乱与生活磨难的新一代，则以“五四少年”难以企及的成熟登上文坛，使“新的美学原则”在现身中国文坛之际，就以其深刻的思想与成熟的艺术形式超越了“五四”。

第三，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美学精神”，一种浪漫主义气质，普遍性地渗透于整个文学创作中。

因此，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又表现出多重主题并存的格局，显示了新时期“人的解放”的不同侧面。

其中最突出者有三：一是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呼唤人道主义，反抗政治暴力和精神奴役，这是直接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对应的总主题。

《天云山传奇》、《逆火》、《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如意》、《古堡》、《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个冬天的童话》、《人啊，人！》、《人生》、《远村》、《河魂》、《拂晓前的葬礼》、《西藏，隐蔽的岁月》、《美女岛》、《尘埃落定》等作品，揭露并批判极左政治暴力、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以及“非人”的现实处境对人的伤害，对人性的扭曲恶化，深切地同情被侮辱、被迫害、被冤屈、被异化的受害者和不幸者，灌注着悲悯而浪漫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是英雄传奇。

英雄主义曾是主流文学的主题之一，“文革”结束后，以梁晓声、张承志、邓刚等知青作家群体，在平庸的人文沙漠上，高扬英雄主义旗帜，企图以人的精神超越唤醒人的自尊，振奋民族精神。

他们或讴歌理想的英雄品格，或展现人在与自然搏斗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尊严，从而引领人的精神升华到崇高而自由的境界。

三是寻觅精神家园。

在全社会信仰失落，精神颓靡背景下，寻找精神家园，树立新的人文精神，成为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与特征。

张承志《北方的河》中，“我”在面对江河的流转与咆哮之际，体会人生意义。

《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摆脱平庸喧嚣而冷漠的都市人生，骑上象征草原民族精神与历史的黑骏马，寻找被自己轻率抛弃的爱，以及被时代粗暴践踏的美好传统。

《绿夜》、《金牧场》《心灵史》等都是此类的“精神之旅”。

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山顶上的传说》、《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等作品，都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人类对美好境界的永无止息的憧憬，尤其是表达了残疾人群对命运、对人生积极的思考。

铁凝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系列作品，在轻盈的氛围中，表达着人们对现实困境的精神超越。

  结 语   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由本土“尊情”文学传统和西方个性解放文学传统，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社会文化环境中相互交融而成。

“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抗权威、推崇个性、率意抒情，成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本主题。

因此，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成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形式”。

30年代，在愈来愈激烈的社会革命浪潮中，以“原始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京派浪漫主义文学在文坛一隅，编织着原始古朴、和谐安详的“湘西世界”，寄托着超越现实的人文理想。

40年代，在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表现为主流文学的历史剧和非主流的新浪漫小说。

前者以古讽今，洋溢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后者则以超现实色彩的传奇故事，实现着人的精神的真正“飞扬”。

在历经其中30年的“革命浪漫主义”之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浪漫主义以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时代主题闪亮回归，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几乎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元素。

充满希望的21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必将随着新的人文思潮而再兴。

*作者简介：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焕龙，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研究（11BZW095）”、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胡适、陈独秀与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AHSK09-10D158）”。

[1]陈小舒：《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2]梁启超：《新民说・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3]舒芜等选编：《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5页。

[4]钱玄同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5]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69页。

[6]《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7]《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100页。

[8]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8月25日。

[9]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小说集》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页。

[10]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11]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1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13]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版，第7页。

[14]徐志摩：《巴黎的麟爪・吸烟与文化》，《徐志摩文集》（四），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

[15]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页。

[16]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17]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