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法家之流派

君臣之間，他認為絕無仁愛信義存在。

為臣的處心積慮覬覦君主的權位，為君的則處心積慮保持自己的權位，因此他主張君主要用術來控馭臣下。

其要點是明察臣下的奸忠，削滅私門 ... 法家學說 法家起源 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載：「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必輔禮制。

《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

」法者，刑也。

即《史記》所謂刑名法術之意。

戰國時代法家，發源地有二﹕一是齊國、一是三晉。

這兩個地區的法學思想截然不同。

齊國一派法家政治思想的重心是在經濟方面，因為齊國當時列國中最為富庶，瀕臨大海得漁鹽之利，自然注重經濟政策以利其富。

這一派思想的著作，現存的有【管子】、【晏子】。

【管子】書中認為人君當以政令的督禁，謀求人民的根本利益，以重農政策為中心，輔以節用、輸材、濟困諸端，又主張將工商大利收歸國有，人民的道德也須以經濟做基礎，所謂「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晏子的論點，在於杜絕大國的淫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淫。

至於三晉法家思想，著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鞏固政府的地位，加強君主的權力等。

三晉法家，又可分為三派：法、術、勢。

「法」是臣民共守的法令。

重法的，就是說國君要修明一切的法制，要著明一切的憲令，要廢封建為郡縣，廢井田、開阡陌。

慎法的就要賞，違令的就要罰，罰就要用重刑，賞就要覈實。

戰國初期的李悝和中期的商鞅，都是這派的代表人物。

李悝曾相魏文侯，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己不傳。

商君相秦，著【商君】一書。

他論法制之因，乃由於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際，時生民亂，地廣民眾，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他更認為舊有的道德傳統必使國勢日弱，且是變法的大障礙，所以一再強調 「不法古」「不慎其禮」。

反禮，反傳統遂亦成法家思想的一個特色。

他又以為「上有使戰，必興至上」，乃重實力強國而不重虛文。

他所以非舊道德的者，蓋欲行其國家主義，視國家為一團體，而以全國之人，皆服從政府的命令，他更獎勵農戰，抑黜浮華之民。

「術」是君王駕馭臣下的手段。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重術的就是說國君要打破封建制度，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要操持生殺之權柄，以課群臣的功能。

申不害相秦，著有【申子】二篇，主張君主以權術駕馭臣民，暗別忠奸，加以莫測的賞罰，使臣下悚懼，不敢為非。

他以為君主應以虛靜為本，不擾民，給予人臣名實相符之官位，然後按名考核。

國君必須名法正義，權衡輕重，兼慎令。

此外，亦重視農桑。

另一派重「勢」。

此派特別強調勢位於君主的重要，認為君主只要掌握政府的權威，即可號令人民莫敢不從。

這派代表人物是趙人慎到。

他與孟子同時有【十二論】，但失傳已久。

他認為國主需有威勢，方能治其民，制其臣，收令行禁止之效。

他尚法而不尚賢，認為法雖不善，猶勝於無法，從而提出立公義公正及公信。

法立則君雖不賢也可，百官之事，亦惟守法。

他尚法但不廢禮，認為明君「定賞分則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

此外，又主張君道無為主義，人君苟勤於政事，勢必衰弱，故人君任臣而勿自躬，使臣代政而後可。

此外君主應因時代的需求而變法。

這三類的共同主張，都是要集權國家的最高政府或首領以武力統一紛爭不已的諸侯，以安定社會。

但他們也很重器，而主張改良生產的工具和方法，以增加國力。

他們多從生產論出發。

到了戰國末年，韓非集三派大成，構成法家思想最完備的系統。

　 　 　 　 　 　 　 　 　   　 　 　 　 　 　 　 　 　 　 　 　 　 　 　 　 　 　 　 　 　 　 　 　 　 　 　 　 　 　 　 　 　 　 　 　 　 　 　 　 　 丙︰韓非的學說 韓非為戰國時期韓國的公子，與李斯同受業於荀卿。

為人口吃，不能道說但善著書。

因見韓之國勢日益衰弱，曾多次上書韓王，但不見用，乃作【孤憤】，【說難】。

秦王政其書，甚喜愛，曾言:「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

」起兵攻韓，欲得非。

韓王安派韓非使秦，秦王留非，未及任用，即為李斯所讒，死於獄中。

著【韓非子】五十五篇。

韓非是戰國末期總結諸子學說的大思想家。

他吸收儒定荀子的「性惡論」，道家老子的「無為」，以及東周以來鄭國傳統的法家名家學說，構成其刑名法術之學。

其學以勢為體，以法、術為用，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作【韓非子】一書，構成法家思想最完備的系統，現將韓非思想說明如下： 宇宙觀 韓非吸收了道家所言的「道」自然。

「自然」於道來看是無意志而有規律的，是消極的。

韓非以「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不敢為天下先」，既承認萬物皆有規矩，故國家法令也要有規律。

此外他既反對天是有意志，故主張崇尚人力，以人可利用工具來改進自然，此即成為其法之理論依據。

韓非吸取了道家所言自然之道，此道於道家看來是意志，但有其規律的，且亦帶有消極的意識。

但韓非則認為萬物皆有其一定的規律，故國家法令也應有規矩，人民也應隨此法而行。

故他云：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

」 由於韓非認為天道只有其自然的規律，故他亦反對鬼神之說，以信鬼神為亡國之懲兆之一。

由於天只是規律的天，鬼神之說又非可信，故他便主張崇尚人力，提出利用人力來改進自然，此亦有荀子「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之而用之」之色彩。

二.人性論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自然受其性惡之理論所影響，以為人性喜亂輕法，好逸惡勞，好利喜名，好聲色；雖骨肉至親，亦計較利害。

一切人與人之關係如兄弟、父子、朋友、君臣、貴族、農奴等都是以利益為其標準，人人自利，即為人父母者亦難免。

【六反篇】謂：「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是利也。

」其次，韓非又以醫生治病吮血，匠人成棺等說明人性屬惡。

但韓非並不在要建立一套理論，而是要以此惡之觀念來協助其法治統治的理論根據。

只是肯定人本性的自私與自利，賞罰就變成非常有利的方法了。

三.政治觀 1.貴法治、賤仁德 在政治方面，韓非是重君輕民，他反對以仁德治國，認為此必導致卑主而亡國，所以君主應把道德劃於政治以外。

他主張君主善用法術和權勢來統治國家和人民。

他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

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術者，藏之於胸中而潛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韓非不獨反仁義智能，亦反賢。

他反對儒家的賢人政治，因為世上的賢太少了。

他認為君主只要威權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為治，即如桀紂一類的暴主，只要有權，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違抗或批評。

總之，君主是絕對的統治者，無論他的行為如何，臣民定必須順服的。

他以為「勢位之足持而賢智不足慕。

」沒有勢位，法術也是徒勞的。

2.以勢為體、以法、術為用 至於君人南面之術，既非以仁義智能治國，亦非以賢人治國，而是以法術勢治國。

韓非主「法治」，而亦否定了荀子之禮治。

他認為人皆自私自利，認為賢智不易求，仁義不足信，但以法為國，任何人都要遵守。

如 「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亂」。

故國君應以法術為治，不必求賢智，而使臣下百姓一律「服之以法」。

他希望人民透過特殊之訓練而做到知法和守法，終極目標是要求全體人民在法教的鍛練下，在齊之於法的範圍中，完全成為一機械式的反應。

在法令統治下，凡實副其名實者賞，實不副名者罰﹔賞則求其信，罰則求其必，此所謂 「信賞必罰」也。

君臣之間，他認為絕無仁愛信義存在。

為臣的處心積慮覬覦君主的權位，為君的則處心積慮保持自己的權位，因此他主張君主要用術來控馭臣下。

其要點是明察臣下的奸忠，削滅私門之權勢。

君主消極的應無所信任，不給臣下窺伺逢的機會；積極的應一切獨斷於心，不給臣下弄權的機會。

此外更要「循名責實」，人主授臣以位，以責其功之實，使其實副其名。

所以人君駕馭臣民必須正其名實。

君主掌刑、德兩大權柄，「殺戮之謂刑，廢賞之謂德」，只要二柄不失，術便可用，法便可行。

3.君主無為、臣子有為 又君主以賞罰以駕馭臣下，只要秉要執本，使下自效，各盡其能，便可以無為。

君主無須為，而臣下有為，就是君主只要驅使臣下代勞之意。

韓非認為國君一人力不敵眾人，智不勝萬事，與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國，用一國之眼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國之耳聽，聽得最明白。

故而「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

用人之法在於聽言察實，賞罰嚴明，「事成則君收其功，事敗則臣任其罪」。

君主能執簡馭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便能達到君主虛靜無為而卻能無所不為之境界。

4.禁絕私學、以吏為師 韓非之政治觀，主要是以君貴民輕，反智反賢輕禮，而代之以法、術、勢。

為求政治成功，國君必須獨攬大權，然後用術以馭臣，法以制民。

故應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之教化方式。

他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兩種人是國家之蠹，必須加以剷除。

由此申論，一切不便於法令推行的名譽德行也不足取，又主張一切法度應隨社會的改變而變更，主張君主獨裁，禁絕所有不合統治者見解的學說。

四.歷史觀 韓非把歷史發展分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及當今之世。

上古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

當今世代民情不同，列國相爭，靠「仁義」、「王道」並不能治剽悍之民。

韓非認為先王之政策屬歷史陳蹟，本就應該讓它消逝。

他認為為政者應明瞭歷史的進化意義，以法為治。

故曰﹕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他認為論當今之事，必須因事制宜，或與時推移﹐並不可執著固定之摸式。

他說﹕「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

統治者常以因循成習，難以變古，是因不敢去改變人民苟安的心理，這是大錯的。

他認為只要為了 「必立其治」，「雖拂於民心」，是可以完全不必顧忌的。

故韓非認為：「聖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一切法度應隨社會的改變而變更。

五.經濟觀 公利方面，韓非以為一切言行都以實際功用為取捨的標準，因此他好利而見利忘義，賞罰亦以功用為標準，而以嚴刑來迫使人民守法。

因此他認為人民是兵和農強的資本，國家必須對他們加以獎勵和優待，使他們戮力於農戰以達到「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的目標。

獎勵兵農的先決條件，必先除去游食坐談之士，因為他們的存在，會妨礙兵農的振作。

凡是不躬親兵農的人，無論所談的是什麼，都是有害的。

也因如此他對私人講學之風並不表贊同，自孔子開講以遊說之風，於是不事生產，專以講學遊說的人漸多，加上戰國時食客之風甚盛，造成一種特殊的仕族階級。

他們不負實際責任，不做實際工作而好發議論，這些人都是韓非所不容的。

他認為遊士游說之多，皆私人講學之風盛，故禁滅私學。

故曰：「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 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國家對人們的思想言論進行嚴格的統制，甚至於各種私人著作也應該禁止在社會流傳，而把政府的法令和官吏看成是學術教育的唯一法則。

他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 綜觀上述所說，韓非以荀子之性惡論為基礎，社會的現實為根據，提倡他的法治論。

他兼言申不害之術與商鞅之法，而非老子無為之政治理想。

他網羅了當時各派的學說而集成了他獨特的思想系統。

他的思想難免過於冷酷，刑獄繁重，更令人民難堪故秦行其法而強，而終亦執其法而亡。

然而一考當時的社會實況，他主張也未始不包含有一面的真理。

思想家之思想不外為社會現實的反映，韓非當然亦不見例外。

韓非認為法術勢三者皆為帝王之具，但若法不能推行而只具術、勢，政治便成空文，術而無勢，術也無由施展，故人主先應有勢才能施行術，才能行法。

故勢才是基礎，法、術是運用。

六.歷史觀念 先秦學派中儒墨道陰陽等家，均好託古改制，對歷史的解釋均好有濃厚的道德觀念。

但韓非則認為古與今之環境與物質均各異，故法亦宜有時代精神，正如天道本有自然規律一樣。

他認為「法與時輕則治」 正要說此法之時代精神。

因此他提出新聖，否定堯舜禹湯文武等古代先王，亦可見其歷史變動不居之觀念。

丁.法家思想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