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微观权力解读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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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从不同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描述和界定。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新的实体, ... 理论中国网  | "党的文献"公众号 "黄城根下"公众号 "党的历史"公众号 (微博)党史网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理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微观权力解读 作者:张国启   发布时间:2013-04-25   分享到: 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和讨论构成了现代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揭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蕴含的微观权力,对于认清现代西方社会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微观权力的运转都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作为新的实体的意识形态及其隐匿的微观权力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首先从马克思思想中生产力的再生产开始阐述意识形态进行操控的无所不在的特征。

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技能和仪态的获得主要依靠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在生产之外来完成。

也就是说,儿童从小开始,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就时时受到来自诸如学校等各种机构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育”,这些机构能够起到操控和规训的目的,正如阿尔都塞指出:“学校(还有教会等另一些国家机构,或军队等另一些国家机器)教授‘专门知识’,就在形式上保证了对统治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者说是保证了统治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控制权。

所有那些生产的实施者、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更不用说那些‘意识形态的专业人员’(马克思语),为了‘恪尽职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就一定会在某个方面被统治意识形态所‘浸染’,被剥削者(无产者)与剥削者(资产者)、剥削者的附庸(经理人员)与统治意识形态的祭司长(职员)等等,无不如此。

”[1]也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看来,与劳动力技能再生产相伴而行的还有对一套现存的规则和体系屈从的再生产,而这套规则和体系则构成了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及其操控功能的阐释,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尔库塞描述的“肯定的文化”及其功能相似。

进而,阿尔都塞通过揭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臣服以及受其制约,力图表明意识形态在当今已经作为一种新的有效的实体存在,而一定数量的实体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可以被称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另外一些呈现散状的机构被称为意识形态机器。

为了进一步解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包括宗教的、教育的、法律的等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实质上,阿尔都塞对现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的诸多意识形态机器的描述和列举,不仅仅如他所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更是通过(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分,揭示了意识形态中隐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微观权力。

这种权力也是后来的福柯明确地对现代权力的一种描述,它们无所不在但又不在某处,它们可以用比较温和和不易察觉的方式随时对人本身进行操控。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为后来福柯明确提出的微观权力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微观权力的凸显不仅意味着权力之网逐渐扩展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且意味着人们对于权力含义的理解也要发生转变。

福柯在其访谈录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他认为:“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

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

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2]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背景的转换,在今天如果不从微观权力,不从无数特定的权力及其效应角度来理解权力的话,那么将会导致权力类型以及对它理解的贫困化境地。

所以,人们应该对各种意识形态机器、各个领域以及各类权力进行研究,才能全面揭示权力的变化及其运行机制。

尽管福柯在其访谈录中谈到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表明两者并不等同,但不能否认的是,微观权力及其运行机制的确是以意识形态以及阿尔都塞提出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载体的,如果失去了这一载体,权力将无法对人起作用,反之,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果失去权力作用,亦没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密切相关。

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实施的微观权力的巨大操控力量,阿尔都塞在其后的现实生活中真切地体验到了,并将之写入后来的自传《来日方长》中。

在此自传中,他回忆了自己勒死妻子的经过,说明了在这一无意识的行为之后,自己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一个“活死人”的经过。

他对整个事情经过以及自己感受的回忆,深刻地表明了各种意识形态机器中都包含着微观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已经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中。

它们不同于宏观权力,后者能够被人们立刻意识到,它对个人的操控是外在的,而前者则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它对个人的控制是全方位的,是内在的,也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它的施行能够使人们走向更深层次的自我奴役中。

此外,阿尔都塞的这种回忆行为也表达了他的一种努力抵抗的姿态,他期望通过个人的微小力量来抵抗巨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抵抗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微观权力对个人的束缚,期待重获心灵的自由,以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总的来说,无论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其中隐匿的微观权力的阐述,还是福柯后来明确地提出的微观权力,实质上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在理论上的反映。

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大屠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五月风暴、古拉格群岛――都凸显了权力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向,无疑这也是政治哲学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转向的标志。

对此,我们可以从福柯的“权力的眼睛”、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政治、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等思想中得以窥之。

行文至此,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阐释以及其他有关论述所引发出来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转的?或者说,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微观权力是如何行使操控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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