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英譯活動：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國抗戰

最終在多方努力下，楊剛翻譯的《論持久戰》從1938年11月1日第3期開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在邵洵美與項美麗合編的《公正評論》（Candid Comment）上連載。

英文譯名為 ... 理論中國網  | "黨的文獻"公眾號 "黃城根下"公眾號 "黨的歷史"公眾號 （微博）黨史網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文獻編輯 《論持久戰》英譯活動：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國抗戰 作者：   發布時間：2013-12-27   分享到： 《論持久戰》英譯活動：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國抗戰 張生祥 【核心提示】為了爭取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讓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對《論持久戰》等多篇毛澤東著作進行英譯，英譯稿通過黨在全國的辦事處向外發行，擴大影響范圍。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一文，這篇著作全面分析了中日雙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點及中方在弱於敵人時或者環境不利於中方時應採取的抗戰策略，有力地駁斥了當時盛行的“亡國論”及“速勝論”等論調。

這篇長達5萬字的軍事著作一經公開發表，在全國頓時引發強烈反響。

為了爭取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讓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對《論持久戰》等多篇毛澤東著作進行英譯，英譯稿通過黨在全國的辦事處向外發行，擴大影響范圍。

在中共中央指示下，《論持久戰》的英譯活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

劉躍進認為1938年《論持久戰》有兩種英譯稿：許孟雄譯稿和楊剛譯稿。

但據筆者掌握的文獻資料，抗戰時期《論持久戰》有四種英譯稿，除許孟雄和楊剛的譯稿外，還有刊登在1938年10月《譯叢周刊》第42期上的《論持久戰》英譯稿及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英譯稿。

義無反顧走出書齋的許孟雄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為投入抗日戰爭第一線，許孟雄辭去中央大學教授職務，隻身來到中共中央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以黨外人員身份參加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王炳南具體負責的對外宣傳小組。

在毛澤東完成著作《論持久戰》一個多月后，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決定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公開連載《論持久戰》，但當時由於王明的錯誤決定，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未能第一時間在《新華日報》發表。

為了盡快向國內外人士傳達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方針，讓廣大民眾認清抗戰形勢，周恩來指示對外宣傳小組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論持久戰》譯成英文，該任務交給了擅長中英文翻譯的許孟雄教授。

此外，許孟雄還翻譯了大量有關抗戰的文章，陸續在國外刊物上發表，使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楊剛：“金箭女神”箭無虛發 在文化圈素有“金箭女神”之稱的楊剛女士，不僅是位文採斐然的作家，更是位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的優秀分子。

1932年燕京大學畢業后，楊剛很快就赴上海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左聯”工作，結識了許多社會知名人士。

抗日戰爭爆發后，楊剛更是奔赴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從事抗戰救亡的宣傳工作。

在對外宣傳小組進行《論持久戰》英譯同時，當時地下黨組織還決定將翻譯《論持久戰》的任務交給楊剛，以盡快將《論持久戰》英譯本傳播到國外。

據邵綃紅女士介紹，楊剛接受《論持久戰》英譯任務后，秘密在上海展開翻譯活動。

在此期間，美籍人士項美麗給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幫助，不僅在生活上為楊剛提供住處，更幫助籌劃了《論持久戰》譯稿的出版。

最終在多方努力下，楊剛翻譯的《論持久戰》從1938年11月1日第3期開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在邵洵美與項美麗合編的《公正評論》（CandidComment）上連載。

英文譯名為ProlongedWar，譯者署名為ShihMing。

在邵洵美的幫助下，楊剛還將《論持久戰》英譯稿編成單行本予以發行。

單行本印出后，一部分由上海地下黨組織渠道發行，另一部分則由邵洵美秘密發給上海的外籍人士。

為此，毛澤東還在延安為這個單行本寫了1000字的序言，題為《抗戰與外援的關系》，一並譯成英文發行。

楊剛《論持久戰》英譯本雖然發行數量不多，但對當時在上海乃至國外的海外人士盡快了解中國抗戰形勢及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抗戰方針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孤島”時期頑強堅持的《譯叢周刊》 1937年11月11日，隨著中國軍隊從上海撤出，日軍佔領了除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外的整個上海地區，租界淪為“孤島”。

當時存在著多方勢力，形勢復雜嚴峻。

但即使在日本侵略軍和租界當局的雙重壓迫下，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各界愛國人士仍然運用特殊的斗爭方式，在日軍統治區進行著抗日宣傳工作。

由於當時日本還未向英、法、美等國宣戰，不能直接佔領租界，因而上海“孤島”仍是堅持抗日斗爭的陣地。

但隨著日軍勢力不斷向租界深入，大部分支援抗日斗爭的報刊接連被迫內遷或停刊。

據1937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報》載稱：“自11月華軍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種，通訊社之停閉者共4家。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隻能另尋更為隱蔽的方式繼續抗日宣傳工作，“洋旗報”由此應運而生。

“洋旗報”是上海“孤島”時期新聞業出現的一種特殊形態。

在日軍強硬的新聞檢查下，中國各界報刊愛國人士不得不高薪聘用外籍人士擔任發行人或者總編輯，並在其所在國家有關機構登記注冊。

打出“洋商”旗號的中國報紙更有可能避開日方的新聞檢查，掩護愛國報人的抗日宣傳活動。

從1937年12月開始，各類以英商招牌的報刊相繼問世，有復刊的《每日譯報》、《文匯報》、《導報》等一批又一批抗戰報刊，這其中也包括當時暨南大學商學院學生周鴻慈（也是當時上海大專院校地下黨的領導之一）主編的中英文雙語報刊《譯叢周刊》（TheTranslation）。

雖然《譯叢周刊》隻維持了兩年多的時間，但對上海當時的抗戰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尤其是在宣傳毛澤東同志的抗戰方針策略上起到了很大作用，這其中包括發表在《譯叢周刊》第42期上的《論持久戰》中英文版。

這篇《論持久戰》英譯名為HowChinaCanWin，譯者未署名。

《譯叢周刊》的一位譯者黃子祥在回憶錄中提到，“暨大同學寫稿從不拿稿費”。

因而推測這篇《論持久戰》英譯稿很有可能是由當時暨南大學的學生翻譯的。

愛潑斯坦與《論持久戰》的英譯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Epstein），中國籍波蘭人。

1915年出生於波蘭華沙一個猶太族家庭裡，1917年隨父母遷居中國，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報》開始從事新聞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愛潑斯坦積極投入抗日宣傳工作。

在1938年9月，受宋慶齡邀請，愛潑斯坦幫助其宣傳並爭取全世界支持中國的事業。

在香港，愛潑斯坦在宋慶齡的直接領導下主編了《保衛中國同盟通訊》，旨在向全世界報道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廣泛爭取各國人民的援助，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日斗爭。

《保衛中國同盟通訊》是保衛中國同盟組織創辦的，當時負責保衛同盟主要工作的還有八路軍駐香港的負責人廖承志，他不僅負責領導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軍廣州辦事處，還兼任保衛同盟秘書長。

正是在廖承志的主持下，愛潑斯坦參與從事中共文件英文譯本的編輯改稿工作，所翻譯的文件“要在國際上發表的，其中包括毛澤東的經典性長篇論著《論持久戰》”。

他還提到，廖承志組織翻譯政治文件的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而來自延安的政治文件在香港翻譯出版后，從香港或馬尼拉發往世界各地。

由此可知，當時《論持久戰》英譯稿的對外宣傳和出版工作大都是通過香港向外傳播發行的，這其中保衛中國同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