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科茲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可見，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經濟自由，在工會力量削弱、稅率降低、政府去監管條件下，對資本而言的確是自由化的過程，但對工人而言實際上缺失的恰恰是個人 ... 七一社區    記住登錄狀態    注冊  退出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理論>>理論期刊>>《紅旗文稿》>>每期精選 新自由主義的興衰——大衛·科茲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蔡萬煥 2015年07月27日08:11   來源：紅旗文稿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蔓延導致的后果在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重要流派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簡稱SSA），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指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刻反思。

近期，SSA的代表人物大衛·科茲出版了新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衰》,對新自由主義的內涵、興起、付諸實踐后造成的后果以及今后的發展趨勢進行了系統分析，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新自由主義與結構性危機 理論界普遍認為，新自由主義由理論轉變為國家政策的歷史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

為何凱恩斯主義被新自由主義取代？滯脹危機在凱恩斯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基於SSA理論體系，科茲在這些問題上提出了與其他學者不同的見解。

1、新自由主義是什麼 佩裡·安德森將新自由主義視為崇拜市場萬能的、迄今最為成功的意識形態，福山則將其視為“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還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更多學者將其定義為一種特定經濟理論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強調經濟政策穩定性的貨幣主義及其相關理論，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政策。

基於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科茲將其拓展為資本主義特定的制度模式，包含與之相聯系的主導思想，其中最根本性的制度變革發生在全球經濟、政府在經濟中的地位、勞資關系及公司部門等四個方面。

科茲認為，新自由主義理論無法解釋這一時期經濟、政治的重大變化，只是為這些變化提供辯護。

如無視市場失靈而一味主張市場化、宣揚市場萬能等等，因此其理論難免存在自相矛盾之處。

科茲對新自由主義辯護性本質的認識與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類似，它們都將某一特定制度視作永恆的、不變的，而非從歷史發展的視角辯証認識。

2、新自由主義為何興起：調節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 理論界關於新自由主義興起原因主要有三種解釋。

第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解釋。

該理論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不僅限制了個人自由，還影響了經濟績效。

因此，當民眾意識到數十年來國家主義造成的危害，自由市場思想和制度就重新出現。

第二種“金融主導理論”的解釋，這種理論認為，作為調節資本主義期間大企業的附屬部門，金融部門於20世紀70年代危機后佔據主導，導致調節資本主義向新自由主義轉變。

第三種解釋是“技術決定論”，這種理論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社會變革理論基礎上嘗試從技術變革角度給出解釋，認為新技術特別是信息與通訊技術，瓦解了集中化生產和決策制定的基礎，同時降低了由市場關系協調的分散化生產體系的成本，從而使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旨的新自由主義興起。

科茲認為，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解釋歪曲了二戰后資本主義增長的黃金時期正是在國家主義下取得的成績這樣一個事實﹔“金融主導理論”忽視了新自由主義是得到了非金融資本家的支持才得以發展的事實﹔而新技術通過收集大量信息降低中央決策的成本，有可能形成一個更加集中的經濟，更富效率且對未預見的事件反應更靈活。

根據SSA理論，調節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屬於兩種不同的社會積累結構，並提出用結構性危機這樣一個系統性概念來解釋不同社會積累結構之間的轉換。

結構性危機，就是除非進行重大制度性重構否則就無法解決的危機。

科茲認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每個連貫的制度結構，即每個SSA，均以推動利潤獲取和穩定的資本積累過程為核心。

經過十年或數十年，每個SSA都會從推動利潤獲取和資本積累的結構轉變為其障礙，並進入結構性危機時期。

危機時期將持續直至新的SSA構建完成。

因此，作為不同社會積累結構間轉換的過渡階段，結構性危機持續時間或久或短，最終必然會產生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

從歷史上看，凱恩斯主義從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危機中興起，但逐漸演變為經濟穩定、利潤獲取和經濟增長的障礙，最終在滯脹危機即其自身導致的結構性危機中衰落。

解決滯脹危機的制度變化主要發生在勞資關系調整、放鬆對資本在全球流動的限制、市場原則滲透到社會經濟各方面等，而這些制度調整的結果就是產生了一套新的制度體系、另一個新的社會積累結構，即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

二、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承襲理性經濟人假設，標榜個人自由，認為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是最有效的，政府動用公權力將侵犯個人權利、導致經濟無效率。

然而，這種完全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1.宣揚沒有經濟基礎的個人自由。

新自由主義錯誤地將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場稱為自由市場，並將自由市場等同於經濟自由。

科茲對此進行了深入批判。

首先，新自由主義所宣稱的經濟自由，是對資本而言的，對雇佣工人而言則意味著對資本的隸屬。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佔有制為基礎，資本有投資項目、地點、規模、雇佣工人的選擇自由，而工人隻能獲得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處於相對貧困狀態，甚至面臨被解聘的風險。

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下，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而工人卻受國籍限制無法流動。

其次，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

新自由主義認為貧富差距反映了經濟貢獻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們提出所謂“涓滴效應”，認為富人更富后會增加投資，從而帶動生產率提高、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因此窮人也從中受益。

然而事實是，工人工資長期停滯，增長率遠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富人收入份額的快速增長並未如其許諾的那樣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投機性的金融部門中。

可見，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經濟自由，在工會力量削弱、稅率降低、政府去監管條件下，對資本而言的確是自由化的過程，但對工人而言實際上缺失的恰恰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

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要受到各種社會關系特別是生產關系的制約，而其中最核心的則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

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在資本追逐最大程度利潤的本性驅動下，資本家不斷壓低工人工資，工人處於相對貧困狀態，並且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對資本的隸屬程度在不斷加深，毫無自由可言。

即使在標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當代西方社會，實現的僅僅是法律意義上的平等，生產關系上的鴻溝不僅無法跨越而且越拉越大。

2.主張政府公共職能私有化。

新自由主義將市場原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體現為社會治理的去監管化、政府公共職能的私有化、社會福利的大幅削減、政府征稅對象的轉移等。

首先，成本——收益分析被引入社會監管的實施過程中，然而社會監管的成本由受其影響的企業產生並往往被夸大，而社會監管的收益則難以測算，在很多情況下是無法量化的。

其次，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認為，政府是內在低效的，而以利潤為導向的私營企業是最有效率的。

在美國，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由私營企業承包，救濟性住房、學校、監獄甚至軍事職能均交給私人資本運營。

第三，新自由主義宣稱社會福利妨礙了工人工作積極性的發揮，是在“養懶人”，轉移了那些原本用於私人儲蓄和投資的、能產生更高效率的資源，因此要求大幅削減社會福利。

最后，政府征稅力度和對象的轉移。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高收入家庭和公司利潤的征稅稅率在不斷降低，尤其是資本所得稅稅率大幅降低。

更為重要的變化則是征稅對象由企業及富人轉向了收入分配的中間人群。

新自由主義鼓吹建立“大社會、小政府”、“服務型政府”、“廉價政府”，主張在調節經濟行為中，市場關系如市場力量的作用需加強，同時其他關系或機構如政府、企業管理部門、工會和專業協會等的調節作用需弱化。

在無限崇尚市場作用的同時，新自由主義在政府作用問題上的認識也是極其片面的。

政府本質上是階級國家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才是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

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過於強調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無視政府的本質﹔但在實踐中卻堅決捍衛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社會治理去監管化、政府公共職能私有化、社會福利大幅削減、政府征稅對象轉移等具體做法，以及市場原則對於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無一不為剝削工人從而使資本獲利提供條件，充分體現了西方政府作為資本家階級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本質。

3.支持自由競爭與反壟斷法案實施力度弱化。

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化、自由化，將市場競爭這個外部因素神話為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及經濟結構升級的動力來源，反對包括自然壟斷等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壟斷，試圖構建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

但從現實來看，新自由主義旨在市場化、自由化的政策與其理論相矛盾，不僅為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辯護，也使得反壟斷法案實施力度不斷弱化，為大資本、壟斷大企業提供政策保護。

首先，新自由主義強調縮小政府規模的重要性，但數據表明，新自由主義時期政府支出規模在GDP中所佔比重與前一時期相比變化不大，政府甚至更為積極地調節經濟，隻不過調節的目標從使大多數人受益轉向使大企業和富人受益。

第二，新自由主義認為國企是壟斷的、因而是低效的，國企應從原來佔據的領域中退出而由私人資本進入。

但在面對私人企業壟斷時，保護大多數企業免受壟斷企業壟斷優勢干擾的反托拉斯法案實施力度被不斷弱化，其支持者更提出“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即使一個行業中隻有一家企業，也可以是競爭性的，因為該企業還面臨眾多潛在進入者。

新自由主義以自由為幌子，實則以此要求小資本、發展中國家放開對資本的限制，從而憑借自己的壟斷優勢行進一步壟斷之實。

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所謂的自由，不僅對於工人個人是遙不可及的，對於小資本而言也是難以實現的。

三、新自由主義的未來發展趨勢 根據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理論，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結構性危機。

作為不同社會積累結構間轉換的過渡階段，結構性危機最終必然會產生新的一種社會積累結構。

那麼，本輪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模式是否將被扭轉？取而代之的將是哪一種模式？科茲試圖從歷史演變的軌跡中尋找以上問題的答案。

1.四個積累的社會結構長波之間的轉變。

SSA學派的創始人大衛·戈登根據不同的制度結構將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劃分為四個積累的社會結構長波，分別為19世紀60年代至1900年的“鍍金時代”、1900年至1916年的“進步時代”、20世紀20年代“喧囂的二十年代”和戰后資本主義增長的黃金時期。

科茲認為，上述四個長波經歷了自由市場和國家干預的交替，從以自由市場為特征的“鍍金時代”和“喧囂的二十年代”分別向“進步時代”及戰后黃金時期的過渡，可總結出當前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的可能方向。

首先看“鍍金時代”向“進步時代”的轉變。

由於自由競爭導致了高度的資本集中、銀行控制工業資本而產生金融資本，銀行資本為追求長期利潤而利用金融手段調節經濟行為，減少市場力量的作用，因此自由主義SSA推動了1990年后“進步時代”調節式SSA的產生。

科茲認為，這促使我們產生一個疑問，2008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結構性危機的最終解決方案是否與此類似。

再看“喧囂的二十年代”向戰后黃金時期的轉變。

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和當前新自由主義時期類似的問題，即收入嚴重不平等、資產泡沫和投機性金融，而1929年自由主義的危機導致調節式資本主義的出現，此次危機是否也意味著未來將出現同樣的情況？ 對於以上兩個問題，科茲認為，每個SSA的核心是國家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本輪危機是自由主義在美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危機，之前兩次危機后都出現了國家干預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當我們思考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能方向時，應銘記這些歷史經驗。

在SSA學派視野中，一國在不同階段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猶如鐘擺始終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擺動。

2.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具備的特征。

根據SSA理論，結構性危機發生時，存在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最終出現的趨勢，但這僅僅是一種趨勢而已，如果新的SSA不出現，就意味著長期衰退。

在本輪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曾短暫出現具有強烈干預主義色彩的政策。

科茲認為，假如未來幾年出現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可以預見的是其將採取調節式資本主義的某種模式，如：公司調節式資本主義、社會民主資本主義抑或走得更遠，即民主參與式的計劃社會主義。

總之，取代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的新的SSA必須能有效推動利潤的創造和穩定的經濟擴張，因此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主導思想為一系列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理念，且在該主導思想下出台的政策和制度能保証有效需求持續增長，推動可獲利的生產過程，使主要階級關系特別是勞資關系穩定化。

四、SSA學派對新自由主義所作批判的理論意義 科茲從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理論體系出發，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和未來走向的判斷與其理論邏輯是一致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啟示。

科茲對新自由主義所作批判的理論意義在於： 第一，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宏大敘事”，是一種追求建立無所不包的宏大敘述、然而與現實生活相脫節、往往遭受現實殘酷反証的解釋體系。

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則構建了一套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中，側重對勞動關系、生產組織、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如貨幣金融制度、財政制度以及文化體制等制度結構的分析，將其理論框架與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新發展結合起來，豐富了對現實的分析。

第二，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在其自身構建的理論基礎上，對新自由主義的內涵、為何興起、為何衰落及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了系統分析，其理論邏輯是內在一致的、連貫的。

SSA學派為我們理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出現的新變化提供了理論框架。

這些新變化包括：勞資關系中，工人工資提高是否必定造成利潤擠壓，是否必然危害資本的收益，公平與效率是否無法兼顧﹔取消工會、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所謂勞動力“靈活”就業是有利於資本還是失去集體談判能力的工人﹔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政府和市場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自由市場時經濟增長速度是否一定快於政府干預時期﹔等等。

這些在理論界存在諸多爭議的問題，在SSA的理論框架裡都能得到明確答案。

第三，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在其理論分析中，一方面大量運用統計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較分析法研究經濟現象，另一方面重視對生產關系、經濟社會制度的分析，貫徹使用階級分析法。

例如在分析不同的SSA時，該學派借鑒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決定因素的闡述，將資本積累看作決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制度的基礎，將不同的資本積累過程作為研究制度變革的出發點。

這都在研究方法上促進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總體而言，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關注經濟現實新變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有重要啟示，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新自由主義所作批判也存在以下缺陷和不足： 第一，在新自由主義制度變化產生的原因方面，SSA學派不贊同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變化是由新技術產生的生產力變革所引發的這種觀點，將其歸結為符合大企業的核心利益從而得到其支持。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屬於上層建筑，最根本的產生因素發生於生產力層面，如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資本的進一步集中及信息化技術發展等。

第二，在2008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原因方面，科茲認為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大蕭條是實體經濟危機發生在前，金融危機發生在后﹔而本輪危機中，金融崩潰在前，從而引發實體經濟危機。

這個解釋忽視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導致危機的根源，本輪危機恰恰是由於勞資貧富差距過大從而工人有購買力的消費不足、而美國房地產市場生產過剩所導致的。

第三，SSA理論並未說明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交替中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

這個問題涉及新自由主義之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演變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學習微平台” 分享到： (責編：朱書緣、謝磊) 相關專題·《紅旗文稿》 最新評論 熱門評論 查看全部留言 熱點關鍵詞 建黨95周年學習路上改革創新案例征集中國政要資料庫“兩學一做”黨建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