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證？中醫是這麼認識治療的

郁證就是指氣、血、津液等生命物質在體內運行不暢，甚至停滯於體內形成有形之實邪的一類疾病。

它是由情志不舒，肝鬱氣滯等原因造成，朱丹溪把郁證分作氣鬱、血郁、痰郁、火郁、濕郁、食郁等六種，但六郁都是以氣鬱為其先因，而後變生諸郁。

郁證的辨證論治主要有六郁辨治、七情辨治以及其他治法。

特色方藥則有四逆散、逍遙散、越鞠丸等。

今天我們就來探析中醫郁證證治特色～

郁，一是指病機，表達疾病過程中人體氣血、臟腑功能郁滯不能暢通的病理狀態，如丹溪所說「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

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郁。

」

二是指病證，即由情志怫鬱導致氣機郁滯為主要病機的一類病證，臨床表現為心情抑鬱，悶悶不樂，胸脅脹悶，易怒欲哭等。

現代社會工作緊張，上班族普遍精神壓力大，情志疾病多發，研究和探討郁證的證治發展對現代精神疾病的治療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臨床參考價值。

在《內經》時期，中醫就有「火郁發之」的治療原則，東漢張仲景就結合臨床實踐，提出梅核氣、髒躁等相關疾病以及對應的方藥治療。

元代朱丹溪首創六郁辨證，提出了「氣鬱、濕郁、熱郁、痰郁、血郁、食郁。

」

並據此創製了越鞠丸、六郁湯等名方。

明代趙獻可提出了五郁相因為病，並認為「凡郁皆肝病也。

」清代葉天士則提出了郁證以「七情之郁居多」，尤其重視心理療法，要求病者移情易性以輔助疾病的治療。

王清任則著重於瘀血在郁證形成中的重要性：「無故愛生氣，是血府血瘀。

」

以下將對郁證從病因病機、辨證論治及特色方藥等方面進行詳細闡述。

1、病因病機

歷代醫家對郁證病因病機的認識多從邪氣阻滯、情志內傷、正氣虛弱等方面闡述。

隋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對結氣病這一相關疾病解釋為：「結氣病者，憂思所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固結於內。

」此為單從氣痞進行論述。

宋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提出七情致郁學說：「七情，人之常情，動之則先自臟腑郁發，外現於肢體，為內所傷。

」這裡重點強調情志是致郁的主要因素。

元代朱震亨之《丹溪心法》指出「郁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

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傳化失常。

」可見丹溪認為導致郁證的根本原因為機體氣血郁滯。

明張景岳則倡導外感內傷諸因素均可致郁，《景岳全書·郁證》中說到：「凡諸郁滯如氣血食痰風濕寒熱，或表或里或髒或腑，一有滯逆，皆為之郁。

」

趙獻可則明確提出郁證除情志之郁外，「傷風、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著。

」

現代名醫趙紹琴關於六郁的病因病機亦有自己的獨到闡述，認為氣鬱有因於情志失調引起者，此為情志之郁。

又有非情志因素引起的氣鬱，即有形之邪阻滯氣機所致者。

六郁之中，血郁乃瘀證之先導，痰郁乃痰病之前奏；食郁頗為多見，飲食不節則食停於中，小兒及運化不及者多見；諸郁不解，日久必成熱郁，又稱火郁。

熱郁者乃陽氣內郁不得宣散，故症見陣陣煩急，夜寐夢多，或見低熱不退。

其原因多因有形之邪阻滯，氣機不暢，三焦不通，營衛不和，腠理不開，故熱蓄積於內無從宣洩，愈郁愈熱，或因誤服涼藥及滋膩之劑，或暴飲冷物，恣食肥甘，皆可阻閉氣機，致成火郁。

凡人不謹口味，恣食厚味肥甘，或暴飲冷物，皆可致濕邪中阻，蒙閉氣機，以致濕郁。

趙老根據臨床對六郁的病因病機分別進行分析，對現代臨床影響頗深。

2、辨證論治

關於郁證的辨證論治主要有六郁辨治、七情辨治以及其他治法。

2.1六郁辨治

丹溪根據中醫郁證的臨床特點，明確提出了氣鬱、濕郁、痰郁、火郁、血郁、食郁之六郁辨證：

「氣鬱者，胸脅痛，脈沉澀；濕郁者，周身走痛，或關節痛，遇寒則發，脈沉細；痰郁者，動則喘，寸口脈沉滑；熱郁者，瞀悶，小便赤，脈沉數；血郁者四肢無力，能食便紅，脈沉；食郁者，噯酸，腹飽不能食，人迎脈平和，氣口脈繁盛者是。

」

這裡詳細地闡述了六郁各自的主症、脈象等，並創立了越鞠丸統治諸郁，開創了一條行氣活血，除濕化痰，消食清熱，雜合而治的路子，切近臨床實際，故為後世醫家所常用。

六郁之中互為因果而氣鬱為先，常由氣鬱而導致其他諸郁。

氣鬱是無形的變化，功能的失調，其他諸郁如血、痰、濕、食則均為有形之壅滯，有形之郁又可阻滯氣機，加重氣鬱，從而也加重了機體的鬱結程度。

故歷來治郁，無不以調氣機為主。

2.2七情辨治

金代張從正運用七情相勝的原理來治療疾病，提出「恐可以治喜，以恐懼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志此之肓奪之。

」

如治一人失眠，張氏知其為思慮過度導致，根據以上原理，故意多索錢財，飲酒數天將婦人激怒，使汗隨怒出，邪氣乃發，病從汗解，從而治好了婦人的失眠頑疾。

明代張介賓認為郁證的主要原因在於心，並根據七情的不同將郁證分為怒郁、思郁、憂鬱三大類型。

《景岳全書》：

「若情志之郁，則總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辨其三證，庶可無誤。

蓋一曰怒郁，二曰思郁，二曰憂鬱。

」

還詳細的論述了各類郁證的辯證治療：

「方其大怒氣逆之時，則實邪在肝，多見氣滿腹脹，所當平也。

及其怒後而逆氣已去，惟中氣受傷矣，既無脹滿疼痛等證，而或為倦怠，或為少食，此木邪克土，損在脾矣，是可不知培養而仍加消伐，則所伐者其誰乎?此怒郁之有先後亦有虛實，所當辨治者如此。

若初病而氣結為滯者，宜順宜開……總皆受郁之類。

」

2.3其他治法

劉完素運用「開郁」的方法調暢氣機治療郁證，療效顯著，對後世有著很大的指導意義。

張景岳則認為郁極者要抑制化裁，不及者則採用培養助力的方法來分別對待：「郁而太過者，宜裁之抑之，郁而不及者，宜培之助之。

大抵諸病多有兼郁，此所以致有不同也。

」

清葉天士特別提到了心理療法的重要性：「郁證全在病者移情易性」。

同一時期另一醫家林佩琴在《類證治裁》則提出「宜通」一法：「七情內起之郁，始而傷氣，繼必及血，終乃成勞。

主治宜苦辛涼潤宣通。

」

李用粹在《證治匯補》中亦說：「郁病雖多，皆因氣不周流，法當順氣為先，開提為次，至於降火、化痰、消積，尤當分多少治之。

」提出治郁應該先順氣開提，然後根據不同症狀輔以降火，化痰，消積等治法。

民國張錫純治療肝鬱之證，非常注重調理中焦脾胃。

認為治療肝鬱之證，當以調理脾胃為主，脾升胃降則肝氣自平。

在他所創製的升降湯及培脾舒肝湯中均體現了這種治療理念。

3、特色方藥

仲景先師所著《傷寒雜病論》被尊崇為「眾方之宗，群方之祖。

」書中雖無郁證之名，但卻論述了與郁證密切相關或者說同類的一系列疾病，並有具體的方藥記載。

如《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並治》篇所載之百合病，症以心神不安，神智恍惚，飲食異常，口苦，小便數為表現，方用百合地黃湯。

現代主要用於治療情志不遂，久之郁而化火灼燒陰液之證，兼之以心理療法開導患者使藥效更佳。

《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並治》篇載有髒躁證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為主症，方以甘麥大棗湯補益心脾，寧心安神。

本篇亦載有梅核氣之主方，「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半夏厚朴湯方：「半夏一升，厚朴三兩，茯苓四兩，生薑五兩，干蘇葉二兩。

」此為治療婦人氣鬱兼痰凝的著名方劑。

還有治郁祖方四逆散也出自此書：「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本方後世演變為疏肝解郁之基礎方。

方中柴胡、枳實、芍藥、炙甘草四味，其中柴胡解郁透陽，枳實行氣散結宣通胃絡，芍藥炙甘草調和肝脾緩急存陰，共奏條達肝氣，透解郁陽之功。

宋朝出現了兩個治郁名方：逍遙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治血虛勞倦，五心煩熱，肢體疼痛，頭目昏重，心忪頰赤，口燥咽干，發熱盜嗜臥，及血熱相搏，月水不調，臍腹脹痛，寒熱如瘧。

又療室女血弱陰虛，榮衛不潮熱，肌體羸瘦，漸成骨蒸。

」此方由甘草（微炙赤，半兩）、當歸（去苗，銼，微炒）、茯苓（去皮，白者）、芍藥（白）、白朮、柴胡等藥物組成，用以疏肝健脾。

另一名方歸脾湯，來自嚴用和的《濟生方》，為治思慮過度，勞傷心脾，健忘怔忡的主方。

方中白朮、茯神、黃芪、龍眼肉、酸棗仁、人參、木香、甘草等藥，用以補肝鬱脾虛暗耗之陰血，益脾養心。

丹溪創越鞠丸總治六郁，方中蒼朮、川芎主升；香附、山梔主降；神曲和中。

五藥合用，解氣、血、濕、火、食五郁，則痰自無由生，藥雖五味，卻解六郁。

該方在使用時可針對不同病情，靈活化裁分而治之，如治氣鬱，宜香附、蒼朮、撫芎；治濕郁，宜白芷、蒼朮、川芎、茯苓；治痰郁，宜海浮石、香附、南星、瓜蔞；治熱郁，宜山梔、青黛、香附、蒼朮、川芎；治血郁，宜桃仁、紅花、青黛、川芎、香附；治食郁，宜蒼朮、香附、山楂、神曲、針砂。

清代《續名醫類案》中還有一貫煎方，用於治療肝氣不舒之陰虛證，見有胸脘脅痛，吞酸吐苦，咽干口燥，舌紅少津，脈細弱或虛弦。

其中生地養血滋陰，補益肝腎為君藥，沙參、麥冬、當歸、枸杞養血柔肝，川楝子疏肝理氣。

諸藥合用滋陰柔肝養血。

4、小結

由此可見，郁證學說發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宋金元時期，如朱震亨首作專篇論述，系統闡述了郁證的辯證論治；豐富於明清時期，如張介賓、葉桂等醫家關於郁證病因病機的認識就不斷豐富。

完善於近現代，如現代名醫趙紹琴關於六郁的病因病機及治療亦有獨到闡述。

可見關於郁證證治歷代名醫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全面深入探討郁證的證治特色，對中西醫結合診治郁證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