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萬可「借卵+包生兩個寶寶」?杭州多家三甲醫院代孕小廣告井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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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起,一個現象引起記者的關註: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浙江省人民醫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杭州市婦產科醫院的多個公用衛生間裡,常能看到各種形式的「代孕」「性別鑑定」「包生男孩」小廣告。

「巧合」的是,這幾家醫院都是能夠開展輔助生殖技術的三級甲等公立醫院,有不少患有生殖系統疾病、不孕不育的夫妻前來就診。

非法代孕小廣告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多家公立醫院廁所里

把非法代孕的廣告貼進公立醫院,小廣告的背後是群什麼人?地下非法代孕市場又是怎樣的?在隱蔽身份與兩家非法代孕機構負責人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聯繫,走訪了多家醫院和個人後,記者看到了一個大而危險的「陷阱」……

醫院:

從衛生間蔓延到醫院各角落

代孕小廣告令人防不勝防

其實早幾年,各醫院廁所就有類似小廣告出現,只是情況不太多,去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井噴。

一年來,浙大婦院總務科和物業管理人員發現過以各種形式、途徑出現的「代孕」「試管」「包生男孩」小廣告,位置從相對隱蔽變得醒目,越來越無所忌憚。

浙大婦院總務科副科長邵衛紅說:「我們要求清潔工人一發現類似小廣告就清理,但這些廣告越貼越多,位置也越貼越高,甚至貼到了天花板上,有時需要請男清潔員帶工具爬高去清理,簡直苦不堪言。

醫院的清潔工經常需要爬高清理,擦完又貼

這樣的小廣告甚至從公用衛生間蔓延到了醫院的其他地方,到了無孔不入,令人防不勝防的境地。

浙大婦院3號樓原本有個「嚴禁吸菸」的提醒牌,貼小廣告的人在原來的牌子上覆蓋一個「嚴禁吸菸」牌,下面是一串「代孕」「試管」「生男孩」的字眼和二維碼;有的廣告則出現在了門診、住院部樓層的科室介紹欄上,消防栓、花壇柱子也未能倖免。

非法代孕小廣告

「小廣告形式在不斷升級換代。

」邵衛紅說,最初的廣告是用記號筆寫在醫院公用廁所的門和隔檔上,或者是一張貼紙。

後來,廣告材料變成亞克力的長方形紙板。

現在的廣告則做得更「正規」,比如,在「小心地滑」「節約用水」的提醒字樣下,打上「代孕」「性別鑑定」「供卵服務」,以及電話、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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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最多能清理多少?邵衛紅苦笑:「最多能清理幾十個,而且往往是上午剛處理完下午又發現。

我們也聯絡了醫院保衛科,看看能不能揪出幾個『熟面孔』,可成效不大。

因為這些貼廣告的人行動非常隱蔽,要抓源頭很難。

其他幾家醫院也有同樣的苦衷。

機構:

駐址附近是上海一著名大學城

服務推介簡單直接明碼標價

在收集了多家醫院廁所的小廣告並進行號碼歸屬地查詢後記者發現,絕大多數號碼的歸屬地都在廣州,也有在上海、北京的。

記者通過微信加了小廣告里的其中兩家代孕機構。

一家叫「快樂寶寶」,微信介紹顯示其業務分布在廣州、上海、南寧;另一家叫「天賜寶寶試管中心」,介紹顯示地址就在上海。

記者以多次沒有胎心胎芽導致流產為由向兩家機構「求助」,對方都迅速給出了「代孕」這個辦法。

「我們的微信朋友圈有多個真實成功案例,我們是正規醫療公司註冊,帶身份證簽合同,無任何中介費!」在推廣代孕方案時,「天賜」公司的負責人說,「子宮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衰退,停經會直接導致子宮萎縮,租借子宮沒有幾十萬元是搞不定的。

兩家機構都聲稱能夠開展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借卵服務、代孕服務,項目費用從十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其中,「借卵+包生兩個寶寶」的費用高達150萬元!

「快樂寶寶」的負責人小何還介紹說,廣州的代孕市場特別大,是代孕的「天堂」,上海也有幾家,「天賜」規模沒有他們的大。

在溝通了一段時間後,記者提出想去現場看看,詢問具體地址在哪兒。

沒想到的是,兩家機構給出的地址竟出現在同一條路上——上海市松江區茸悅路。

信息搜索顯示,茸悅路並不長,路的兩側除了購物中心外,矗立最多的就是酒店式公寓、服務式公寓。

茸悅路附近有個松江大學城,包括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東華大學、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等7所高校。

在小何的朋友圈,每天都有所謂的「報喜」。

記者曾看到一個女孩的照片,面容姣好,照片下這樣介紹:供卵自願者、211高校大學生,身高1.70米,形象好,需要的客戶儘快預定。

供卵(或借卵)是地下非法代孕機構普遍開展的業務之一。

小何說,只要客戶提出需要,比如身高、體重、血型、學歷,他們都會按要求尋找「自願者」,然後帶給客戶面試。

機構提供的供卵「自願者」年齡標準為19-26歲,身高1.60米~1.70米,外貌良好身體健康,有正在上大學的學生,也有剛畢業的。

小何的資源總是很搶手,這個女孩的照片資料發到朋友圈後很快就被客戶預定了。

「一般情況下,好的資源兩天內就會被定下,一些名牌大學的(學生)甚至發出幾小時內就會被『下單』。

」小何說。

我國衛生部門曾嚴禁任何形式的商業化贈卵和供卵行為,然而在這些機構里,交易是明碼標價的。

「天賜寶寶」在對記者報價時告知,客戶需要在支付「套餐」費的基礎上給捐卵自願者一定的補償。

補償標準一般在3萬至6萬元,如果不挑選自願者,補償費用2.5萬元。

例如,他們機構「借卵自懷包懷孕」價格為16萬元,「借卵+借腹生一子包成功」的價格為90萬元至110萬元,在這個基礎上,客戶需要給供卵「自願者」幾萬元的補償費。

代孕公司安排「自願者」和客戶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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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媽媽:

哭訴悽慘經歷

「我這輩子都不想再回憶」

橙橙(化名)是安徽人,1991年的她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媽。

因為婚姻走到盡頭讓她心灰意冷,加上微商生意虧錢又欠了外債,橙橙想到了一個能來錢又能逃避現實的辦法:當代孕媽媽。

「到代孕機構『工作』這一年,是我這輩子都不想再回憶的日子。

」在和記者對話時,橙橙幾度哽咽。

「我的婚姻不太如意。

」橙橙說,「我是2014年生完小孩的,之後的一段時間做微商,但孩子的爸爸動了我的一大筆貨款,導致我資金鍊斷掉了。

橙橙做的是代理,貨款出現了大窟窿後,代理生意顯然是做不下去了,同時她還欠了一筆保證金。

「我只能再向外面借錢把原先代理的保證金還掉,解散自己的團隊。

2015年4月,橙橙把孩子放在了自己父母家後隻身來到南京打工。

因為只有高中學歷,橙橙找工作到處碰壁。

2015年6月,橙橙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入瓶頸,爭吵不斷升級。

「我想逃避婚姻,又想要錢,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代孕媽媽的招聘廣告。

」橙橙說,她從網上搜索到了很多「代孕」機構的廣告,也加了很多機構的微信和QQ,「後來我從眾多公司中選擇了上海的一家。

我一直在網上跟這家機構的客服聯繫,對方也很熱情,經常跟我聊天、談心,她的朋友圈看起來也比較真實。

下定決心後,橙橙前往上海,打算去之前一直保持聯絡的代孕機構,可接下來的一連串事情讓她既吃驚又失望。

「事情並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一下火車,接站的什麼都沒說就把我接到了一個地方,上樓前很強勢地把我的身份證收走了。

上樓後,跟我對接的人跟之前聯繫時的態度判若兩人,說他們只是中介,已經把我轉給了另外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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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橙橙被轉到了一個代孕機構,並拍照留底給客戶選擇,「公司會讓客戶通過照片選擇代孕媽媽。

整個孕期代孕媽媽和客戶夫妻不會有什麼接觸,除非到了節點,比如過年過節和重要產檢的時候,會讓客戶夫妻來一下。

橙橙說,選擇讓她代孕的客戶來自杭州。

這對夫妻已經有了一個兒子,希望通過代孕再要一個女兒。

「一般公司為了保證成功率,都會在代孕媽媽的子宮裡放2~3個胚胎,我大概是易受孕體質,2個胚胎在我子宮裡都存活了。

可客戶夫妻不想要雙胞胎,我不得已做了減胎手術。

這件事對我衝擊挺大的。

」橙橙哽咽了,「這畢竟是一條生命啊!」

在上海代孕的一年裡,橙橙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

她說,機構不會讓代孕媽媽出去,所以不能像其他孕婦一樣正大光明地外出散步、逛商場,也不能像自己懷孕一樣有丈夫和家人陪在身邊盡心呵護。

懷孕的時候女性的心理變化是很複雜的,很脆弱也很容易抑鬱,這些都不會有人來管。

最讓橙橙崩潰的是丈夫趁她在上海期間,把孩子從她父母家接走,剝奪了她的撫養權。

「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覺得天都塌下來了,但大著肚子又不能走出這裡把我孩子找回來。

我開始後悔,為什麼要做代孕這個事情。

」橙橙哭了……

客戶:

前後交了200多萬元找人代孕

結果老闆失聯,機構人去樓空

邵先生是溫州人,目前一家人住在杭州。

邵先生對記者坦言,他和妻子都40多歲,女兒3歲了,夫妻倆想再要個兒子。

但因為妻子正值事業上升期,再孕育需要「休整」兩年時間,說什麼也不肯再生,他們便想到了代孕。

可問了一圈後,夫妻倆打了退堂鼓。

「很多是假的,騙了錢就跑路了。

」邵先生說,「我認識的一個姐姐曾找到過一家深圳的代孕機構,負責人說他們可以提供代孕、借卵服務,業務很大還發展到了香港,包成功,不成功退款。

這個姐姐後來選擇『代孕包懷男孩』的服務。

這個機構也像模像樣地帶著做體檢等,姐姐前後共交了200來萬,對方讓她回去等消息,說會根據她的要求選擇代孕媽媽,可後來老闆失聯了。

去深圳找對方,原先的機構早已人去樓空。

有的人上當受騙損失了錢,有的人則躺進了醫院重症室。

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生殖醫學科高惠娟主任醫師就曾搶救過這樣一個病人。

「這個女患者挺年輕的,當時是因為腹部劇痛來到我們醫院,檢查後發現她盆腔嚴重感染,滿腹腔都是腹水。

此外還有少尿、凝血功能下降、血栓、呼吸困難的情況,在急診重症室里躺了好幾天。

」高惠娟說。

為什麼會出現急重症,女患者一開始支支吾吾,最後在高惠娟的開解下才道出了實情,原來她在地下機構做過供卵,機構給她藥物大量促排卵,取卵的時候發生了感染。

關注

非法代孕,危險的背後誰為傷害買單

多方數據顯示,不孕不育正變成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中國每8對適齡夫妻中,就有1對為不孕不育。

2017年,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左右。

患者人數超過5000萬,其中女性占50%,男性占40%,夫婦雙方共同原因占10%。

正是看到其中蘊藏的市場及巨大利潤,各種非法代孕機構應運而生,但須注意的是帶來的危害巨大。

杭州市婦產科醫院生殖科主任費小陽告訴記者,很多提供代孕服務和供卵的女性都很年輕。

「生過和沒生過孩子完全不一樣,女性的機體、子宮結構、衰老程度等都會發生改變。

有些年輕女性因為經濟問題或缺乏法律、醫學常識而頻繁代孕,這對身體的傷害是非常巨大的。

」說起這些,費小陽有些激動。

「代孕是非法的,這些機構只能讓代孕媽媽住在旅館、居民區,她們得不到周全嚴密的照料和醫療檢查。

一些地方沒有醫療安全保障,做不到無菌處理,一旦感染、大出血,後果不堪設想。

另外,代孕涉及到很多問題,「首先是倫理方面。

從遺傳學角度,孩子是提供精子卵子的客戶夫妻的,但從生理學角度,孩子是代孕母親的。

代孕母親、遺傳母親與子女之間的母子關係難以界定,容易出現社會關係混亂,給代孕母親和孩子帶來身體和心理的傷害。

」費小陽說。

由於無法界定母子關係,代孕可能引起繼承、撫養等問題,對孩子的成長不利。

「有新聞報導過代孕媽媽產子後打官司的,當時的確簽了代孕合同,而十月懷胎是會有感情的,孩子真的生下後,很多代孕媽媽會捨不得。

費小陽說,「當然,還有敲竹槓的情況,因為選擇代孕的客戶往往有經濟實力,提供代孕服務的機構和個人往往需要錢,在交易過程中,有被敲竹槓的風險。

上海市嘉華律師事務所律師俞帥斌說,從事代孕有關的行為與我國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則明顯相違背。

在我國普遍的司法實踐中,因代孕孕母和委託代孕的父母之間簽署的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合同,或者中介代孕機構和委託代孕的父母之間簽訂的服務合同,均會因違反我國現行立法規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則,而被認定為無效合同。

而對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我國衛生部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有明確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

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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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杭州僅6家醫院允許開展輔助生殖技術

第三代試管技術只兩家可開展

非法代孕機構號稱能夠開展輔助生殖技術,也就是百姓常說的「試管嬰兒」,而且是三代試管技術。

可很多人不清楚,為了保障醫療安全,輔助生殖技術作為特殊醫療項目需要國家衛健委審批,要求只能在三甲公立醫院展開。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生殖醫學科高惠娟告訴記者,在杭州,獲批開展輔助生殖技術的也就只浙大一院、浙醫二院、邵逸夫醫院、省人民醫院、浙大婦院、杭州市婦產科醫院6家。

其他的設區市,每個城市只允許1到2家三級甲等公立醫院開展。

杭州市婦產科醫院生殖醫院中心實驗室

允許開展第三代試管技術的更是少之又少,浙江省只有浙大婦院和邵逸夫醫院允許開展,這項技術在運用中僅允許遺傳性疾病的篩查,不允許性別篩查。

「輔助生殖技術能給不孕不育家庭帶來希望,但這項技術如果不嚴格限制,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比如性別選擇、代孕、供卵等,這些從技術層面上已經不難,而如果控制不好就是災難。

」高惠娟說。

稿件來源:青年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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